藏匿在滦河口的小村——王家铺
董宝瑞
今天，贴出笔者于去年12月15日写出的《藏匿在滦河口的小村——王家铺》，并贴出去年12月9日到王家铺采访和今年5月10日午后去滦河口经过王家铺时拍摄的一些照片。
《藏匿在滦河口的小村——王家铺》，是笔者为《昌黎日报》新开设的《乡村今昔》专版写的第一篇村庄介绍文章，已经发表于今年1月13日的《昌黎日报》第三版。
其全文如下：
藏匿在滦河口形成的广袤滩地深处的王家铺，是昌黎县最偏远的一个小村。那里，在昌黎县城南偏东28.8公里处，是全县乡村距离滦河口最近的村落。
何时得悉滦河口那里的滩地深处藏有一个叫“王家铺”的小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到1981年被抽调到昌黎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参加全国第一次地名普查工作时，我已经把“王家铺”这个昌黎县最偏远的自然村名称，深深嵌进自己的脑海深处。
地名普查时，依据纬度排列，除去滦河口三角洲上的罗锅子铺等废村，王家铺是全县排名最后的一个自然村了。当时的地名普查登记表，是这样记载“王家铺”的：“王家铺位于大滩公社驻地东南偏北5公里处，地处滦河口附近，属棉花坨大队管辖。全村90人，均为汉族。”“约在清咸丰十二年（公元1861年），一王姓人家由大蒲河逃荒到此打鱼没铺，居地以姓氏称‘王家铺’”。
多年来，笔者极想探访一下滦河口，顺便也看一看王家铺，以揭开久宿在心的滦河入海口神秘面纱，见识一下藏在滦河口的小村庄——王家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一愿望，直至2007年的春天才变为现实。那年谷雨的前一天，为考察滦河口一带的旅游资源，我与白秀川、肖沛昀、金丽彬、马霑等结伴，一同去了滦河口。在路经一个靠近河口的的小村庄时，向一位蹲在路旁的屋墙前晒暖的老人询问去滦河口的道路，才知那个有着稀稀落落宅院的小村庄，就是王家铺。滦河入海口并不在王家铺的跟前，距离王家铺还有八九里地，在其东偏南方向的滩地尽处。又问了一下，那老人说他91岁了，姓蒋。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王家铺人，而且是一个高寿老人。隔有20天，我陪同《新周刊》主编王磊等秦皇岛日报记者再去滦河口探访，又过王家铺村。这时，春景已经完全形成，顿觉这个不大的小村是那样的安详、静谧，呈现的秀美风光异常幽雅。
那一年“五一”节前后，两去滦河口，两过王家铺，都是行色匆匆，未得进村造访一下，询问一下小村的昨天与今天，总觉有点遗憾。好在，专门去一趟王家铺的机会来了。新年伊始，昌黎日报拟开辟一个介绍昌黎诸多村落古今状况的专刊，选择的第一个村落就是王家铺。年前农历大雪时节，我与张剑东、张长生、王恩霖诸君一同驱车前往王家铺寻根问底，探得了王家铺历经的沧桑岁月。
从村民小组长齐玉恒口中得知，1983年11月昌黎县地名办公室编印的《昌黎县地名资料汇编》有关王家铺村名来历的记载，基本上是准确的。王家铺人的王姓祖宗叫“老文”，原籍是大蒲河附近栅子里村的。大约是在将近150年前的清朝咸丰十二年，即公元1861年，王老文与他的弟弟结伴逃荒到这一带海边，在荒无人烟的滨海滩地上支铺打鱼，苦度日月。据说，王老文驾驶小帆船出海打鱼，曾经历经一场大的磨难。有一次，他在出海时突遇一场极大的暴风，小船被刮到了山东半岛，到登州沿海才靠了岸。这一路上，没有吃的，他就掏棉袄里的棉花套子吞咽；半个多月以后，才从登州沿海返回。当时，他的胸部两侧几乎都没了肉。从齐玉恒口中还得知，王家铺现在的村址，并不是王老文兄弟当年的落脚之地；因滦河入海口不断改道，已经迁徙三次了。王家铺最早的村址，如今已在南边三四里之外的滦河套子里了。
多年间，我根本没有想到，王家铺不仅藏匿在滦河口宽广的滩地深处，而且还记载着滦河入海口的沧桑之变。在历史上，滦河下游的河道由于径流量年变差及含沙量过大，又因地质构造活动频繁，曾数次变迁。据卫星照片显示及遥感水文分析，在12世纪以前，滦河还在由迁安市经滦县西部的雷庄一带冲出丘陵地带，向南经柏各庄附近在如今的唐海县境入海；到12世纪以后，就改由滦县与昌黎交界处的现今河道冲出丘陵地带，先向东南，经如今的昌黎县境朱各庄（主要在指挥一带）、马坨店（主要在大夫庄一带）、龙家店（主要在晒甲坨一带）、西沙河、团林等乡、镇的一些村庄一线入海，后由靖安镇和围杆庄、毛河北等村庄一线入海，从而给昌黎县境的南部平原地区留下了的比较宽阔的沙带。大约在元朝泰宗元年（1324年）之前，滦河又改由如今的滦南县境的马城、长凝、高各庄、柳赞一线入海。后来，滦河在乐亭县的徐家店村北分为两支，西支为西滦河，又称定流河，由刘家墩一带（今大清河口）入海；东支为东滦河，又称葫芦河，由老米沟一带入海。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东滦河淤塞，河水流经西滦河入海；到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年），西滦河闭塞，滦河改道经东滦河入海。而王老文与他的弟弟在清朝咸丰年间逃荒到这一带海边落户时，滦河并不在这一带沿海入海，而是在此地西南20多里的狼窝口（原属昌黎，今属乐亭）入海。到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夏天，滦河泛滥，河道又向东北移动，改由拗榆树老村东南的甜水沟入海，开始逼近这一带；清朝光绪九年（1883年）至民国四年（1915年），滦河主河道再经左右摆动，基本确定到这一带沿海。1938年，甜水沟又淤塞，滦河开始经现河道入海，同时也基本确定了如今河口的位置。大约是在清末民初，当时被称为“王老文铺”的王家铺就开始不断北移，到1938年，或1949年滦河泛滥时，移到了现在的位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藏匿在滦河口滩地深处的王家铺，是抗日政权和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堡垒村”。据说，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王家铺村西南的一个沙坨里，挖有八路军、游击队的弹药库和军需库。王家铺一带，当是国民党军队于1946年冬天进行大“扫荡”时，解放区军民“跑反”的最理想的躲避之处。可惜，这方面的细情，已经很难了解清楚了。
“苣荬菜，盐茜草，棘疙瘩盖房没有倒。”这是流传在王家铺村民口中的一句民谣。这句民谣是在说，王家铺一带的滦河口滩地上，到处生长着茂茂密密的苣荬菜和盐茜草等野菜，多大的荒年也饿不死人；而用滩地上挤满苇草根的黑泥垒墙盖房，风干后很硬实，雨淋不坏，风吹不粉。王家铺人就是这样在滦河口的滩地深处，度过了一个个艰难的岁月的。王老文的后代，已经传有六七代了。近150年来，王老文和他的后代子孙一直生活和繁衍在这里。多年间，也有一些外姓人到此落居，但主要是“倒插门”的女婿。我第一次路经王家铺见到的那个91岁的蒋姓老人，大约是王家铺的第一个，或曰是较早的上门女婿。这次去问清楚了，他叫蒋全。近年，他曾大病一场，躺了有半个多月，但又挺了过来。如今，他已经94岁，依然是王家铺寿龄最高的老人。
新中国成立后，王家铺一直归属离这里有七八里地的沿海行政村——棉花坨管辖；现在，王家铺有38户，130多口人。以往，通往王家铺的道路不像现在这样顺畅，来的人很少。外部世界与这里开始发生比较紧密一些的联系，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团林林场在王家铺村西北三四里外的吴家铺建立了一个林区，林场工人把林带扩展到了这一带；1963年，到团林林场吴家铺林区当工人的天津知青就曾住在王家铺的农户家里，到村庄附近去植树造林。1965年，昌黎县“四清”文化工作队曾经来这里进行演出，那是王家铺人第一次看到歌舞等文艺表演。据说，那时小村仅有13户人家，50多口人。到1980年，昌黎县半细毛种羊场在王家铺村北建立，修了一条通往棉花坨的简易公路，算是改善了王家铺的交通条件。拥有两万亩草场的昌黎县半细毛种羊场在建设时，修了一个占地有135亩的大院子，使王家铺有了一个大“邻居”。可惜，这个以繁殖半细毛种羊为主的养殖场，早已人去屋空，如今仅剩一个空旷的大院了。
王家铺一带地处滦河口滩地深处，土地面积广阔，可耕地却不多。直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县里投资给打了3眼机井，才种起了稻田。公社化时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长期吃国家的“返销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王家铺生产队在当时的大滩公社领导默许下，在全县农村第一个悄悄地搞起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才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
王家铺是全县是最晚通电的自然村。全县的所有行政村全部通电，是在1982年。到1985年，人们极少能涉足的王家铺，在电力部门的鼎力扶持下，才接通了电力网线。电话线也连接最晚，开通程控电话已到了90年代的末期。王家铺的小学是在上世纪60年代办起来的，多年换有七八位教师，其中有一个教师坚持了十二三年。据说，那时的学生仅有10个左右，学校也仅有两间土房。1997年9月，王家铺小学校园在村西北新建，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大院。但到前几年，王家铺教学点被撤销了，空留有一个新盖的校园，如今已经变成住家。
问了问，王家铺人吃水还是用的地表浅水井，尚未打深一些的甜水井饮用。
近些年，随着与王家铺连通的滦河口、塔子口渔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浅海扇贝和滩涂河豚鱼、海参等养殖业的蓬勃兴起，王家铺已不再显得那么偏远、冷清。村村通柏油公路已于近年铺到王家铺，交通变得异常便利。唯有没多大变化的是，王家铺的诸多松松散散的宅院依然没有修建高大的院墙，也没有形成街道，“不设防”的王家铺民风依然像以往那样淳厚。小村，处处令人感到异常质朴、温馨。
摄影：董宝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