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皇帝全心全意的信任，有兵部尽心竭力的配合，又有阁部督师的巨大权威，杨嗣昌本该乘胜而进，不断扩大战果了。但由于指挥运转不灵，战场上的形势却是每况愈下。

　　崇祯13年（1640）秋天，张献忠和罗汝才从川楚边界再次流入四川，杨嗣昌命四川巡抚邵捷春率川军在夔州（今奉节）至大宁（今巫溪）一线进行阻截。邵捷春是一个不错的行政长官，在四川主政颇有官声；同时却是一个很糟糕的军事统帅，把四川的军务搞得乱七八糟。川军各级将领吃空额侵吞军饷，各部缺员严重，而且军械敝破，士卒饥疲，又乏于训练，战斗力极差。邵捷春手下较能作战的只有女将秦良玉手下的石砫土司兵和副总兵张令所部，其中尤以秦良玉的部队最为著名。

　　秦良玉是石砫宣抚司（在今石柱）的女土司，从万历中年开始带兵为明王朝效力，参加过平播、援辽、平奢崇明等历次大战事，所部号称“白杆兵”，军纪严明，悍勇敢战。因为秦良玉是历史上少有的女将，特别引人注目，所以提起她和她的白杆兵，天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崇祯帝本人也抑制不住对这位被民间传颂成穆桂英、花木兰式人物的好奇心，在执政初期特地召见了秦良玉一次，还事先写了诗赐给她。诗中一联是“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他以为既然是花木兰、穆桂英，自是英姿飒爽，才用了汉代在麒麟阁绘像纪念功臣的典故。谁知见面一看，竟是个年过六旬的小老太太，大失所望。此时，秦良玉的锐气更大不如从前，而以勇武闻名的老将张令已经70出头。邵捷春靠着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太扼守要冲，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九月，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农民军突击大宁境内的要冲竹菌坪，秦良玉和张令率部阻截。张令中箭阵亡，所部溃败；秦良玉的白杆兵负隅死战，几乎全军覆没。老太太带着少数残卒逃回老家，从此固守乡土，不再出兵作战。秦、张两部失利后，其余川军更加不堪一击。张献忠和罗汝才经达州（今达县）、巴州（今巴中）一路向西，于十一月中旬渡过嘉陵江，攻克了川北重镇剑州（今剑阁）和梓潼，转而向南直逼成都。

　　张献忠、罗汝才流动入川，造成明朝上下一片混乱。杨嗣昌不得不离开襄阳大本营，于八月起亲自入川追剿。但他的行营和本标辎重沉冗、人员庞杂，在四川泥泞的山道上进展迟缓，根本追不上迅疾如雷电的农民军，在各处负责堵截的川军又无力抵挡。农民军在四川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编了个歌谣说：“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四川监军道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杨嗣昌一面抱怨川军无能，“蜀兵之脆，将领之愚，至不堪言”，一面急调湖广、陕西各路部队入川。但左良玉抱定了不损失自己实力的主意，对接连8次命令拒不执行，后来干脆带上部队进入陕西兴安（今安康），远远地避开农民军。陕西的贺人龙等部也拖拖拉拉，不想入川作战。最后被逼无奈终于入川，打了几次败仗，就再也不敢同农民军正面接触。而朝廷中四川籍的官员和四川的地方官却为了张献忠的这次入川大肆诋毁杨嗣昌，说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杨为武陵人，明代属湖广省）故意驱敌入蜀，以邻为壑。

　　杨嗣昌连日在山间奔簸，得到的却只有前线不断失利的坏消息和四川官绅的恶言恶语，真是气极败坏。他把失败归罪于川、陕等处的官军，攻劾他们堵剿不力。崇祯帝为此把邵捷春逮捕治罪，最后斩首于西市。陕西总督郑崇俭被革职，后来也被问成死罪。但就在明朝方面一团混乱的时候，张献忠和罗汝才却连克什邡、隆昌等川中、川南州县，于十二月初攻陷了川南的重要城市泸州。接着又返师向北，破仁寿、逼成都、陷德阳，绕道川北东渡嘉陵江，在崇祯14年（1641）初拿下巴州、通江，最后沿着长江北岸胜利出川，重新回到湖北。

　　张献忠、罗汝才部在四川千里大游行，攻克十几座州县，队伍日益壮大。杨嗣昌惮心竭力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最后损兵折将，一无结果。造成这种局面，除了诸多客观因素，所谓大势所趋之外，也有杨嗣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郧阳抚治王鳌永曾经上疏论杨嗣昌说：“嗣昌用兵经年，不能荡平贼寇，并非谋虑之不长，正因其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其大纲则易，事事用心则难。何况贼情瞬息万变，今数千里征伐机宜，一切尽出嗣昌一人之手，文牒往返，动辄旬月，号令与事机违背，无怪乎战败之报屡闻。……臣以为嗣昌之统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只需核其机宜是否确当，执其要领，去其繁琐，决策奇谋以制胜。何至于迁延岁月，老师糜饷？”

　　王鳌永对杨嗣昌的评论还是公允而有见地的。在自以为是、事必躬亲这方面，杨嗣昌确实同崇祯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明末诸臣中的确特别聪明干练，但这种聪明干练也正是造成千里转战，调度失灵，将帅不和，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崇祯帝总是喜欢那些在某些方面同自己有内在一致性的臣子，对于这个杨嗣昌又难得信任到了实处，当然听不进王鳌永一类的话，因而降旨对他进行申饬，仍然鼓励杨嗣昌继续我行我素。杨嗣昌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仍然事无巨细一管到底。到崇祯14年（1641）春天，战局终于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

　　当杨嗣昌正跟在张献忠、罗汝才的后面在四川进行千里游行的时候，另一支农民军在沉寂了两年多之后，又突然出现在河南地区。那就是李自成的部队。

　　李自成部自崇祯11年（1638）初潜伏于川、陕、鄂边界山区，一直没有动静，明朝官方一般都认为这股农民已经彻底被歼灭，朝野中也流传着李自成已死的消息。但到了崇祯13年（1640）冬季，李自成所部却奇迹般地再现，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骠驰而过。最初到河南，李自成的队伍不过千余人，但河南各处的饥民和一些小股的起义者风闻景从，使得李自成部在几个月里就发展到数万人。这年十二月，李自成攻破了鲁山、郏县、伊阳（今汝阳）、宜阳、永宁（今洛宁）等县，把整个豫东地区搅得天地翻覆。

　　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农民军由一度濒临被剿杀的边缘突然之间迅猛壮大起来，是同当时的社会局势密切相关的。从崇祯初年就没有停止过的自然灾害持续了十几年，在崇祯十二、三年间势头更加猛烈，旱灾、水灾、蝗灾，铺天盖地。崇祯帝在崇祯13年（1640）五月的一道上谕中也不能不承认：“近来直省各处告饥，而畿辅（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近闻茹土食菜，人民并无菜色，甚至剜肉炊骨。”就连一向号称富庶，比较风调雨顺的江南地区也发生了少见的大旱灾，许多地方因为无水而不能插秧，米价腾涨。当地的官员却借着救济灾荒巧立名目，肆意勒索，有些人反而发了大财。一位知县很得意地对人说：“幸好有这次大灾呀！”而饥馑的情况又以河南最为严重，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记载当时情况说：“今流亡满道，尸骨盈野。阴风起处鬼火萤萤，深山林莽饥民啸聚。有全家投环自尽者，有全村封门逃亡者，有一日投河溺死数百者，有食雁屎、蚕屎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语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大道揭竿而起者。”

　　大饥荒本来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明廷一加再加的“三饷”加派更加重了灾情的惨痛。崇祯12年（1639）新增加的“练饷”一次就达730万两，崇祯年间三次大加派，这一次所加最多。而连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在这样敲骨吸髓的苛剥面前，实在更没有一丝活路了，除饿死甚至被吃掉的之外，只好逃亡。河南的一个知县统计本县崇祯14年（1641）的户口情况：原编户10035户，死绝者8028户；原编人丁20325丁，逃亡死亡者18450丁。户数仅存原额的20％，丁数仅存9％。但到处都是饿殍遍地，逃亡出去还是没有活路，强悍者于是啸聚山林，作了“强盗”。这些遍布于中原的饥民、流民和“盗贼”就成了大股农民义军可靠的兵源。

　　崇祯帝和杨嗣昌们为平定流寇而增兵加饷，而增兵加饷的结果反而为农民军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有生力量，农民军愈盛而加饷愈多，加饷更多而农民军更盛。崇祯君臣们在这个无法摆脱的怪圈里旋转了十几年，终于国破身亡，临了还要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在政治大局方面的愚蠢和短视，明王朝的统治者们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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