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 岛 落 日
蒋介石与民国大佬的黄昏岁月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蒋经国主政台湾
蒋经国、蒋纬国身世之谜 (7)
蒋经国如何培植自己的势力
蒋经国初到台湾时并未担任公职，蒋介石仍亲自执掌政务的运作，但既从大陆失败撤退到台湾，则政府与国民党之改革已是必然之势。蒋介石年事已高，蒋经国是“太子”，大家把改革期望寄托于他是自然的事。不过，蒋介石并未退休，其左右的老臣子更抓紧权力，毫无退意，故蒋经国必须进行夺权。
蒋介石也是“生儿不象贤”，起初并没有传子之想，但他的接班人更“不象贤”，在权谋策略方面更像王莽、袁世凯。正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蒋经国当年夺权，因为要隐秘进行，故要从“情治”方面入手，不免要利用情治手段去打击政敌。
蒋经国在台湾出任的第一个公职，是在国防部之下成立一个“总政治部”，他出任“主任”，官阶是中将。把他“隐”于情治的身份的一部分公开化了，开始面对公众，走上政坛。
当年在台北“四条通”蒋氏公馆出入的，自然有些人，其中还有蒋经国在江西时代的“干校”旧部。有一天，他请了一些人去吃饭，这时，蒋经国宣示了他的用人政策：“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
蒋经国本身倒也“实践”了这三点，他当然自负是“头等人才”；行政院下的国防部之下的总政治部主任，也确是“三等职务”；但他是蒋介石的接班人，自然拥有“特等权力”。不过，他不是为本身而宣示，是宣示给他周围的人听的。例如王升，后来继他任总部主任，除了官阶升为上将，“三等职务”不变（王升自是他心目中的“头等人才”），但实际上他不仅可指挥国防部长，连行政院长也要听命于他！蒋经国说：“你们可以同我讲话，就是‘特等权力’。”
头等人才而拥有特等权力，便会发生功高震主、难于制衡的问题，故需预先作防范。
蒋经国原来的干部，是他在江西时干校培训的一批人，经过从抗战到胜利、内战失败到撤退台湾，仍跟着他的已经不多，主要只是李焕和王升二人。因此蒋经国必须培养和组织新的干部，李、王二人分别负此重任。李焕负责“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王升的任务更重要，在总政治部之下成立新一代的“政工干校”，该干校日后更成为台湾的一大势力。
所以，总政治部的组织工作，就要蒋氏亲力亲为，李焕、王升帮不上忙，既无时间也无适当的地位。张彻之能拉近蒋经国就是乘这个“空当”。当然，他的重要性不能与李焕、王升并论，他们已经是“政务官”，而他只是听蒋经国命令办事的“事务官”，虽然在官阶上他们三人都是上校军阶，张彻并不能如他们那样独当一面。
总之，那时围绕在蒋经国周围之人和事，十分敏感，其中还有宋美龄的因素。蒋经国组织总政治部，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作从容部署。当时蒋介石“避静”的地方，是台中日月潭一处酒店式的私人别墅“涵碧楼”，蒋经国便选择该处。他组织总政治部，以情治单位和军方为两大支柱，他那时已经掌握情治单位，主要是向军方入手。他是通过好友、空军参谋长徐焕升向军方入手的，徐后来升任空军总司令，创办中华航空并任董事长。徐的另一特别任务是拉拢他的同窗好友胡伟克转投蒋经国旗下。当时胡是空军上校，正获得宋美龄赏识，要提升他出任后勤总司令。这样，蒋经国渐渐掌握军权，为夺权奠下了基石。
蒋经国访美遇刺
1969年12月，台湾“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试探蒋经国近期访美的可能性。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卫康在接到台方信函的第三天，便给了回话：“已将蒋经国‘副院长’有意访美的消息报告了白宫，尼克松总统对此表示欢迎，并让我转告蒋‘副院长’：蒋介石‘总统’和蒋经国‘副院长’都是他的好朋友。未来20年台湾及西太平洋的安定，蒋经国将扮演重要角色，因此美国总统和我本人对蒋经国的访美表示欢迎，并将以国家元首的礼仪，欢迎蒋经国‘副院长’。”
美国人很清楚，蒋经国是蒋介石身后的不二人选，是将来台湾政策的决策人，因此不可忽视他的作用。而实际上，尼克松为修好美中关系只能将台湾垫在谈判桌的脚下。不过为了表现不过分的“无情无义”，尼克松向台湾采取了这一“柔和的道别方式”。
蒋经国对马康卫说：“请贵‘大使’转达贵国政府和尼克松总统，本人除了深感荣幸和谢意之外，并坚信中美两国为世界和平安定而做的努力是一样的，合则两蒙其利，分则两受其害。”
马康卫说：“蒋经国‘副院长’的能力、声望、成就和对未来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国和尼克松总统及国务院其他官员，都有绝对深刻的了解。因此为了西太平洋及世界和平未来的利益，我将暂时放下台北的馆务，暂由‘公使’代办，我本人先行返美，为您的访问作最妥善的安排，等您圆满达成访美之后，我再回台北‘使馆’。”
双方商定，蒋经国的访问从1970年4月22日开始。
蒋经国一行人在4月22日启程，在旧金山停留，23日到达华盛顿。适逢当地樱花季节，游客如织，但蒋经国一行却无此雅兴，因为自23日起，台独联盟约三四十人就在白宫前进行示威抗议，高举标语，大声疾呼：“国民党下台！反对蒋经国访美！”示威活动一直进行到下午仍未结束。为求安全起见，美方安排蒋经国乘坐的波音737飞机在华盛顿东郊的安德鲁空军机场降落。
蒋经国此行带了四项使命：一、弄清美国在华沙会谈中将做出何种让步，正在拟议中的美台“和平共存协定”包括哪些内容；二、要求美国重申，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大包括安理会的席位；三、要了解，假如中共再次攻打金门、马祖，尼克松是否继续信守艾森豪威尔任期内参院通过的提供援助的决议；四、提出对在美的台湾独立分子活动的关切和更新台湾三军装备的问题。
傍晚6点多，飞机抵达机场。
美国副国务卿罗杰斯在机场主持了欢迎仪式。欢迎仪式隆重热烈，完全够得上“国家元首”级的规格，美国人没有食言，这使台方人员感觉良好。
但在场内欢迎仪式进行的同时，机场停机坪附近出现了约30名示威的人，他们身披红、黄、白色的绶带，手举标语牌，在警戒线附近高呼“要求台湾独立”、“台湾属于台湾人”等等口号。这伙人是美国“台湾独立联盟”的成员。抗议声浪一波一波袭来，这情景蒋经国全收眼底。他向记者问候两句，旋即坐进直接开进停机坪的黑色轿车驶离机场。
另外，“台独联盟”的暗杀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四名台独分子黄文雄、黄晴美（黄文雄之妹）、郑自财和赖文雄于两周前秘密制定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寻机枪击蒋经国。当时决定进行暗杀行动后，四个人的心情都十分复杂，没人敢主动承担行刺之职。在沉默了多时之后，时任“台湾独立联盟”秘书长的郑自财终于鼓足勇气自告奋勇。但黄文雄认为郑是个有家室的人，而自己是孤身一人，此事还是由他来做最合适。最后商定的结果决定以黄为主，郑为辅实施行动，他们把赌注压在了4月24日在纽约布拉萨大酒店为蒋经国60岁生日举行的午宴上。
他们要暗杀蒋经国，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小蒋的台湾将面临继承人的危机，他们将利用这种时机进入岛内政坛……
当天晚上，蒋经国留宿双橡园，“使馆”文化参赞吴化鹏、专员王广生、钟湖宾等充当护卫。当晚，美国联邦调查局传来消息，“听说有一越战退伍军人反战分子打算对蒋经国不利”，使得王广生等人非常紧张，几个人整晚轮流守夜，美方也派遣白宫特勤组警卫前来负责安全。但是到了晚上，美方只剩下一两个警卫，王广生心想：“我们几个身上都没有武器，如果真有三长两短，美方这两名警卫保护得了吗？”
随从们担心了一夜。24日，按原定行程，蒋经国飞至纽约，出席美东工商协会午餐会，并在餐会上发表演说。
中午12时，蒋经国离开庇尔旅馆，在警车开道下，乘车前往布拉萨酒店，准备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美东工商协会午餐会。吴化鹏见抗议的人群聚集情况，感觉不太对劲，便向蒋经国建议：“他们好像很激动，我们的车子还是不要在大门前停下来，改走侧门比较好。”不过，蒋经国并没有接受建议，坚持要走大门。
庇尔旅馆与布拉萨酒店仅隔两条街道。事先曾有人打电话说，一些“台独”分子在酒店门外示威，对此蒋经国并未介意。
蒋经国一行人直接乘车至酒店，短短的距离却因交通阻塞，行走速度相当缓慢，同时台独联盟抗议者早已围聚在酒店大门两侧，当地警方仅以一条红线拦阻。
花园广场旅馆正门设计雄伟，门前有数层宽广石阶，两侧各有四根大理石柱。
蒋经国座车刚一停稳，即由美方安全警卫官亨利．苏尼兹和詹姆斯．沙德上前打开车门，一左一右保护着向正门走去，两名台方贴身警卫王广生、吴化鹏和两名纽约市警察局的便衣，同时上前护着蒋经国走上台阶。
此时，郑、黄二人早已潜伏在酒店正门附近伺机行刺，他们的内衣里各藏有一支左轮连发手枪。
就在蒋经国前要走完台阶步入大厅旋转门之际，潜伏在门侧的郑自财突然从侧旁石柱蹿出，散发传单，很快被安全人员制止。这时，一个中等身材、身穿风衣的年轻男子越过警探守卫的人墙，自蒋经国左侧直冲上前，快速地从风衣内掏出手枪指着蒋经国，嘴里大声喊着：“杀！”并准备扣下扳机。
美方的便衣警察沙德一个箭步冲向刺客将他的手臂上托，其他安全人员跟着拥上。“砰”的一声，火星飞溅，子弹从蒋经国头顶飞过；刺客又迅速开第二枪，蒋经国已经走进旋转门右侧，子弹在旋转门的玻璃上留下弹孔。
杀手就是23岁的黄文雄，当时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黄文雄和警察扭打在一起，郑自财见状立刻从右侧冲上来，王广生赶紧挡住将他推开。现场一片混乱，黄文雄、郑自财两人拳打脚踢仍试图反抗，终不敌警方人多势众被制伏。
被压在地的黄文雄挣扎着，嘴里高喊：“Ｌet me stand up like aTaiwanese ！（让我像一个台湾人一样站起来！）这段话后来成了台独分子常引用的豪语，也是当时站在旋转门后方，看着局面发展的蒋经国心中无法忘记的一句话。
前后仅仅几十秒钟，一场策划已久的阴谋便告流产。
当时，王广生脑子里只想着要赶快保护蒋经国脱离危机四伏的现场，他扑向蒋经国，子弹在他头上约一尺处飞过，转身一看，所有人都趴在地上躲子弹，只有蒋经国很快地闪进旋转门后面，冷静看着门外的一切。紧接着闪进旋转门的王广生趋向前问：“经国先生，我们是不是先离开现场？”扶着他向大门右侧走去，这时，周书楷也跟上来。
场面乱成一团，也没有人引路，于是，王广生看见有楼梯便带着蒋经国走上去，结果走到二楼却发现是条死路，隐约可见理发厅的灯一闪一闪。
蒋经国终于讲了第一句话，却是问：“没路了？”当众人正想转身下楼，一名酒店侍应生恰好出现，要他们跟着他走。蒋经国等人便跟着他由一条不知名的信道上了酒店电梯进入四楼会场。
蒋经国若无其事地走进餐会会场和等候的来宾寒暄，一直随侍在侧的王广生不敢松懈，提高警觉站在蒋经国身后，周书楷则站在他的后面。
这时，前参谋长王叔铭将军，见只有两个警卫人员紧跟在蒋经国身边，其他大员都不见了，甚觉奇怪，悄悄问周书楷：“发生什么事啊？”周快人快语的回答说：“没事！没事！警察打枪走火。”但这句话却让原本在跟来宾握手的蒋经国回过头来，瞪了周书楷一眼，不发一语。
蒋经国上台发表演说的40分钟期间，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驻美办事处处长、纽约“总领事馆”人员和白宫人员，也同时在演讲布幔后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蒋经国是否缩短在美访问行程，将十天的行程缩短为五天，中国城也最好不要去。美方人员说：“我们对中国人的情况不清楚，一旦出事很难控制。”
美国尼克松总统立即下令，蒋经国在美的安全由美联邦调查局接手负责，20名身形高大的警卫一下子一字排开站在蒋经国身后。
照理说，由台美双方警卫人员组成的警网，黄、郑二人是很难突破的，且在距离蒋经国仅十米的地方拔枪射击的。
事后，美方解释说：“由于刺客是中国人，而在美国人眼中，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长得太相像了，他们以为黄、郑两人也是随行人员；如果刺客是白人或黑人的话，就绝对不会有此类事情发生。”
美国新闻媒体对此轻描淡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安德鲁机场的新闻和照片，并刊登了一些台独分子的谈话及照片，而对蒋经国遇刺的消息，只以很少篇幅一带而过。
蒋经国本人对此表现出了君子般的大度。他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救他大驾的美方警官苏尼兹，并对美方表示：“此事不足介意。这些持有异见的人，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找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释放他们。”蒋经国希望这种“高姿态”能有助于台美关系走出低谷。
郑、黄两人后经纽约地方法院起诉、审判，以行刺未遂为由交保释放。
黄文雄在等待判决期间，弃保逃亡，开始了长达25年的地下逃亡生涯。等到1995年底，这名刺客被遣返台湾时，他已经在海外流亡了整整32年。后来他自述刺蒋的背景是：国民党的独裁戒严体制；刺蒋的动机是：打乱蒋家父子接班计划。
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在罗杰斯陪同下约见蒋经国。尼克松说：“在您作为美国的贵宾访问期间，竟发生如此不愉快的‘插曲’，身为东道国主人，我感到非常地难过和抱歉。美国是一个完全民主并开放的国家，诸如此类的事情，绝非特例。因此希望阁下勿因意外事件而介意，更希望不致影响双方长久深厚的感情。”
蒋经国回答说：“昨天事情发生之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首先关心的事情是，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意外事件误伤。在知道没有人被误伤后，我便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果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及，我几乎忘记这一意外事件了。”
消息传到台北，正是当地午夜0点30分，蒋介石被从梦中唤醒，听过报告后，他阴沉着脸指示：“岛内所有新闻媒介对此略而不登。”
一周后，蒋经国结束访美返回台北。
事后，蒋经国升任“行政院长”、继位“总统”后，致力建设台湾，重用台籍精英。这件事成为蒋经国想要让台湾人“接受”的动力之一。之后，在台湾搞了十大建设，同时拔擢李登辉、林洋港等，重用台湾人......可以说，刺蒋事件后，蒋经国一直在努力改变国民党政权和台湾人民的互动关系。也为21世纪初台独分子和民进党掌权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