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经济观察报》发表了长篇报道《富人移民进行时》，并在头版配发社论《富人的离开值得追问》，对中国富人阶层移民海外的动向予以强烈的关注和忧心。今天的《南方都市报》社论《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恰好可以看作是对《经济观察报》报道和社论的回应。由于两报社论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所以，这也可以代表不同阶层的两个媒体的交锋。
《经济观察报》长期以来倾向于表达关注中国中产阶层乃至富人阶层的价值、立场。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其中重要表征就是社会分层）之后，在媒体格局中的正常体现。“人民”不再“单一”，任何一个人群的利益和价值，都应该在媒体中得到表达。《经济观察报》在这个问题上也毫不掩饰。这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而不是媒体私利。这种认识，用这篇社论中的一句话来表示就是：“民间资本聚集和活跃程度越高，经济就越具有活力，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越高。”
而《南方都市报》则除了具有比《经济观察报》好象更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之外，在利益的表达上，则似乎更倾向于代表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或者说社会的中下层。
在反思富人移民的问题上，两报社论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政策，应该给富人更多的安全感、稳定感和可期待性。而双方的不同，则在于对社会公平方面的认识。即：中国人富人是否得到了公平？
《经济观察报》提到了中国在投资方面的政策环境对民企是不公平的，谈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也是这家报纸一直以来的立场。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和这一观点，更广大的下中下层公众好象并不敏感。《南都》社论也没有回应。
但《经济观察报》另外提到的公平问题，则涉及其他人群的直接利益。比如，它提到整个社会的“仇富情绪”；还提到——：
是剥夺富人，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实现“均贫富”，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增长红利，实现共同富裕，舆论包括一些政策选择传递的信号，也在将财富阶层推向更远处。
《南方都市报》对此做出的回应是：
对税负过高的指责和对社会所谓“仇富”心态的担忧，的确是中国富人的流行话语。但这种话语恐怕与事实不乏出入。资料显示，中国的税收呈富少穷多的逆调节态势，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也说，现行税制实际是累退性质，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没交税。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当下调整收入分配的呼声高涨，但这显然不是“均贫富”，而只不过是要让社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现在调节还远未启动，富人就开始抱怨税负过高，只能说明他们对生活的预期建立在社会不正常的基础之上。
——显然，《南方都市报》对《经济观察报》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都不认可。《经济观察报》社论中虽然并未明言富人税负过高。但从《南都》社论的回应看，《经济观察报》社论中所谓“剥夺富人”，无非指税负问题。
对于“仇富”之说，《南都》社论也不认可：
用“仇富”来说事有时更像矫情甚至是要挟。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却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对此一位移民富豪坦承：“在国外，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在中国还算是低的。”这真是一幅意味深长的图景。一方面，富豪们在国内投资收获了“暴利”，也明知自己超常的赢利能力深植于现实的土壤，不忍舍弃；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社会永远优待自己，调整国民财富收入差距的呼声乍起，马上惊呼税负太高，指责人们“仇富”，声称要移民海外。这不恰恰表明，社会以往给予他们的优待太多了吗？
《南都》社论的后半部分，即阐述标题中“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的问题，其基本立场与《经济观察报》无异：“这就是风险可以预测，企业家精神将会受到保护，整个社会体系依据透明的规则运转”但是，在这个话题下，《南都》社论继续对富人本身的不端行为给予了指责：它以黄光裕为例指出：
贿赂权力，使其化公为私来保证资本的安全是一杯甜蜜的毒药，对权力、资本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腐蚀作用。
这种腐蚀作用既不利于整个社会，也破坏着富人自己稳定的社会环境。
两篇社论比较，总体来讲，《经济观察报》对富人的关怀之语多一些；《南都》社论对富人的批评之语多一些。这样概括虽然不免简单化，但文章中具体话语的密集程度，往往是读者总体印象的基础。而这种不同的态度和用语，既取决于他们两报不同的观点、立场，也可能受读者因素的影响。即他们日常不同的目标读者，潜在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论表达的倾向与力度。
附：
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05/24/170652.shtml
经济观察报 2010年5月24日星期一 头版社论
富人的离开值得追问
大部分时候，留下还是离开，是一项个人选择，既不牵涉公益，也无关大局。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倾注精力关注这些财富阶层的离开，追问他们离开的理由？
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可以佐证，我们只能通过做大量的访问，涉及的对象除各行业的讲述者之外，还包括中介机构和相关研究者。在热钱涌入成为决策部门关注焦点之一的时刻，对资金逃离的担忧，可能只是一个“少数派报告”。我们仍然相信，这些讲述背后，有我们不能轻忽的信号。
伴随着入世，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一个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个人资产达到一定量级后，需要在全球范围配置资产，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分散资产风险，这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同样的一幕曾经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台湾地区。
对此，我们乐见其成。不过这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些离开的身影背后，我们读到的是另外一些信息。比如说，政商关系复杂导致的经营困境，不时冲击着营商者的信心。上周，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一审判决入狱14年。黄光裕犯案受到法律制裁无可非议，但此案依然提醒我们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中国经商，不借助同政府权力的斡旋，企业很难获得成功。而一旦借助这种权力取得成功，也就意味着企业背负了 “原罪”。这是一颗引爆器控制在他人手里的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刚刚发布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让很多民营企业家重拾信心，不过也有一些人心存疑虑。过去十年，企业家阶层的成长所面对的政策环境屡有变动，缺乏稳定的预期，使得企业经营要面对多变的经营大气候。2004年起始的宏观调控中，正在大刀阔斧重型化的民企遭遇政策坚冰，此后国进民退案例在诸多领域内反复，一直延续至4万亿投资计划落实进程中。这种政策在执行层面的反复令经营者无从判断方向。而一旦做出错误判断“押错宝”，企业将陷入困境。
全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引起的仇富心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无形中也在加剧包括财富阶层在内所有人的不安全感。是剥夺富人，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实现“均贫富”，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增长红利，实现共同富裕，舆论包括一些政策选择传递的信号，也在将财富阶层推向更远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私营企业的商业领导人面对的压力是全球最高的”。尽管这并非离开的全部理由，甚至我们并不赞成，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就选择离开，但是这值得我们重视。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民间资本聚集和活跃程度越高，经济就越具有活力，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越高。这已经为3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所证实。而这30年提供的另外一个例证是，每当民间资本顾虑经营环境和政策环境不稳的时候，一些敏感的投资者就会选择离开。
尽管事后证明，很多时候这并非最佳选择。不过当这样一些案例不断出现的时候，为政者应该反躬自省，中国致力于展示给世界的，是一个创造财富的源泉、尽情涌流的热土。如何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把市场的归于市场；如何实践《物权法》，严格保护私人合法财产；如何创造更好营商环境，各阶层可以和谐相处，各种社会情绪和诉求得以合理释放和表达。
实际上，对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渴求，是所有中国人的期望。就此而言，我们的关切无关富人，这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05/24/170652.shtml
社论 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25日星期二
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
全球化时代，移民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最近一篇关于中国富人纷纷移民海外的报道，却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报道中说：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富人为什么选择移民？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富人的自述最有代表性：“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对税负过高的指责和对社会所谓“仇富”心态的担忧，的确是中国富人的流行话语。但这种话语恐怕与事实不乏出入。资料显示，中国的税收呈富少穷多的逆调节态势，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也说，现行税制实际是累退性质，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没交税。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当下调整收入分配的呼声高涨，但这显然不是“均贫富”，而只不过是要让社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现在调节还远未启动，富人就开始抱怨税负过高，只能说明他们对生活的预期建立在社会不正常的基础之上。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预期没有实现就拍屁股走人，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而抱有这种预期的人，即使移民海外，恐怕还会继续失望下去，因为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是国际潮流，特别是在一些福利国家，富人的税负远远不是国内的富豪们能够想象的。
用“仇富”来说事有时更像矫情甚至是要挟。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却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对此一位移民富豪坦承：“在国外，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在中国还算是低的。”这真是一幅意味深长的图景。一方面，富豪们在国内投资收获了“暴利”，也明知自己超常的赢利能力深植于现实的土壤，不忍舍弃；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社会永远优待自己，调整国民财富收入差距的呼声乍起，马上惊呼税负太高，指责人们“仇富”，声称要移民海外。这不恰恰表明，社会以往给予他们的优待太多了吗？
富人享有特殊权益的社会是不正常的，这样的时代早该成为历史。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却理应给富人另外的预期，这就是风险可以预测，企业家精神将会受到保护，整个社会体系依据透明的规则运转。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肯定大有可为，因为除了市场因素，他就不必担心某种不确定的风险。这样的社会是鼓励创业鼓励致富的社会，也是一个能够催生富人责任感的社会。
对安全感的渴望是人的本能，社会致力于给富人提供安全感实际是一种多赢，因为富人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穷人同样也不会有安全感，反之亦然。当下的紧迫问题是，社会该怎样让富人们感到安全？事实证明，贿赂权力，使其化公为私来保证资本的安全是一杯甜蜜的毒药，对权力、资本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腐蚀作用，而且即便暂时获得了安全感，也必然是虚幻而不稳定的。黄光裕从商业奇才堕落为阶下囚，就是最好的例证。黄光裕案折射的与其说是富人的原罪，毋宁说更是社会的病灶。为什么黄光裕们往往习惯于通过和权力联姻来获取安全感？当社会嘲笑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加紧做点什么？
对一个国家来说，富人过多地选择移民，代表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而且也意味着这个国家道德资源的削弱。有评论指出，“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先留心”当然是对的，但如何留心是一个问题。是依靠一时的安抚，就像“爱哭的孩子多给糖吃”一样，还是依靠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其倾力创富、安心享富？答案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