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江南复社（1） 

　　在崇祯帝的皇帝生涯中，已经遇到过3次使他深受刺激的大事件。第一次是崇祯2年（1629）后金军兵临京城，那让他头一次感受到了危亡在即的恐惧；第二次是崇祯8年（1635）凤阳祖陵被农民军焚毁，他从中体验到上天的宠眷正在悄悄转移；第三次就是崇祯14年（1641）初福、襄两藩的被难，自己的亲叔父和族祖的性命都保不住了，这让他隐约中感觉到了一种大势去矣的不祥之兆。

　　在听到福王被杀的惊人消息之后，他大病了一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积劳成疾，诸证（症）交侵”，最为严重的是下肢一度出现麻痹，竟然很多天无法直立行走。福王是在万历42年（1614）之国去了洛阳的，当时崇祯帝年龄还太小，因此对这个叔父完全没有具体印象。出于一种伤感和怀念的心理，他叫人找来一个在宫中服役多年的老宫女，向她询问旧时福王的一些情况。老宫女说：“当时万历爷对福王特别疼爱，福王之国时已经出了宫门，又召回来三次，还对他说：过三年就要回来朝见。万历爷还搬着手指头计算：三年是一千天，恐怕父皇等不到那时候了，可怎么办？”宫女长年闭锁深宫，并不知外面的情况，又说：“万历爷临终的时候还对郑老娘娘不断询问河南福王的近况。不知道现在福王殿下怎么样了？”福王却已经被人吃掉了，崇祯帝只能流着泪叹息而已。

　　同过去几次在受到严重惊吓后的反应有所不同，这一次他没有失去理智一般地对责任者大肆惩办。责任最重大的杨嗣昌已经得到了宽容，其余如兵部尚书陈新甲、陕西总督丁启睿、湖广巡抚宋一鹤等间接相关人员也都没有被追究，主管洛阳、襄阳等地军务的河南巡抚李仙风和郧阳抚治袁继咸都以失陷藩封罪被逮治，李仙风事先畏罪自杀，而袁继咸却只被定罪为遣戍。崇祯帝能对这件事实行冷处理，除了有包庇杨嗣昌的意思之外，也表明在大惊大恐之后，他反而比较冷静了。

　　像每一次受到刺激之后一样，他又想到了要奋然振作一番。但还是同每一次要振作的时候一样，他首先痛感到佐辅的庸碌无力。二月二十四日，他带着病召见了一次朝臣。因为病体沉重不能上朝，也不能在平台召对，这次召对破例改在乾清宫寝殿的东暖阁里举行。他有气无力地对朝臣们说：“朕御极天下已经十四年了，国家多事，又饥荒不断，人皆相食，实在是太可怜了。最近流寇又攻陷洛阳，福王遇害。连亲叔父都保不住，都是朕的失德所致，真是惭愧得要死啊！”说着说着不禁流下泪来，而且越哭越觉悲痛，最后竟然失声大恸，涕泗纵横。这是他头一次在召对朝臣的时候公然泣不成声，而且从此哭开了头，以后就常有对着群臣哭天抹泪的事情发生。但廷臣们眼看着皇帝因为忧国而大病缠身，因为伤心而涕泪交流，竟然无言可对，想不出半个救国图强的良策。为了安慰皇帝，首辅范复粹只是一再说：这是气数，气数！崇祯帝只好很不高兴地回了他一句：“这也说不得是气数。就是气数，也要靠人力来挽回呀。”大臣们于是又对以无限延长的沉默。

　　自从温体仁回乡之后，辅臣已经换过好几拨，首辅也先后用过张至发、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四个人，却没有一个是得心应手的，更不用说什么经邦治国的王佐之才。崇祯帝的本意是很想让杨嗣昌来做首辅的，但为了剿平匪患却不得不让他出京督师，最后终致身败名裂。他为杨嗣昌惋惜，也为自己惋惜，因为仔细掂量了一番之后，在朝臣中竟然再找不出一个可以让他信赖的辅佐人才。国难思忠臣，他于是回忆起原来曾在身边任事的几位大臣。比较能干一点的韩爌、孙承宗以及温体仁都已经死了，似乎只有一度特别得到他赏识的原任首辅周延儒还算差强人意。看来，为了这个残破不堪的国家，也只有重新起用周延儒了。

　　就在崇祯帝为了选用新的首辅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一个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也正为了周延儒的起复而奔簸忙碌，这个集团就是朝野闻名的江南复社。

　　明朝末年，各地的士人有一种结社的风气。最初结社无非是为了论文与交友两个目的。论文就是讨论八股文章的作法，以便应付科举考试；交友的目的则是要扩大社会关系网，仍然是为了科场顺利，鹏程万里。所以总起来说，结社是士子们为了走向宦途所作的一种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的士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把做官当成生命归宿和出发点的特殊职业集团，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和赖以实现自我的基本手段，这个结社就有了无比重大的意义。在天启到崇祯年间，各直省几乎是无处无社，文明繁华之地的社团更是接州连邑，至今知名可考的也还有数十个之多。

　　结社多了，就渐渐出现了专吃结社饭的人，也就是所谓社团活动家。在天启崇祯之间，最著名也最有活动成效的社团活动家就是太仓的张溥。张溥字天如，出身于世家，伯父张翊之作过工部尚书。但他是婢女所生，子以母贱，在家里没有地位。小时候，伯父的家奴欺负他，他恨恨地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了“不报仇奴，非人子也”八个大字。那家奴见到却嘲笑他说：“塌蒲屦儿（方言，指婢女之子）何能为？”他只能饮泣含恨，发愤读书，昼夜不辍。但书读了许多，科举功名上却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年近30了仍然只是一个秀才。自天启年间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结社活动方面，先是与同乡好友张采和常熟杨彝等人在苏州拂水山房社的基础上办起了一个应社，而后又把江南有影响的匡社、复社等合并起来，到崇祯初年正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团，仍叫复社，取《易经》中“剥（卦）”尽“复（卦）”来，复兴天下的意思。

　　复社的宗旨之一是要复兴古文。张溥在文章上主张复古，而且要一直复到《六经》、《论语》、《孟子》那里去，比起前后七子的“文必汉魏”又倒退了一大步。但复古文实际上是要复古文中的精神，也就是《六经》、《论》、《孟》中的礼制规范和道德情操。因而，在复社的《盟词》（也就是会规）中就明确写了：“毋蹈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一系列的道德信条。这在当时虽然世风日下，而学者们却极喜欢理学高调的形势下，是很有吸引力的。

　　张溥本人就是一个活动家，在他麾下又有几个特别善于奔走的人物。如吴江孙淳，本是小复社的发起人，进入大复社之后奔走于大江南北，接识学者名流、高官显宦，为复社的扩大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人说他是“案头一部《汉书》，袖中一封荐书（推荐信），逢人便说‘我哩天如天如（张溥）’”。在这些活动家们的大力活动下，复社的影响日增，队伍日大，松江的几社、浙西的闻社、浙东的超社、江北的南社、江西的则社、湖广的质社、河南的端社、山东的邑社，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小社，都汇集到复社中来，才子名士多成了复社中的社友。后人记录复社同仁名单，数得出来的就有2000多个，这在当时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张溥不愧是个领袖之才，人员多了，地域又分散广大，他就以州县为单位分别设立支部，指定社长，负责发展组织、指挥行动、通讯联络。又以评选文章的方式把社员的文章习作结集出版，名曰《国表社集》，点评出自张溥和他的几个密友及得意门生之手。这《国表社集》先后出版了4期，可以看作是复社的机关刊物。

　　崇祯2年（1629），张溥在吴江的尹山召开了复社第一次大会。各地名流和普通学子争先恐后而至，南直各郡及浙、赣、楚、豫等各省都来了人。大会之后复社的影响更遍及福建、广东、山西、陕西等边远省份，当地的士人们也纷纷寄来自己的文章，表示要参加复社活动。此后，崇祯3年（1630）在南京，崇祯6年（1633）在苏州虎丘，又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复社大会，出席的人员更多，影响更大。虎丘大会来人有几千，以至于虎丘大雄宝殿的主会场根本站不开，外面生公台、千人石等处都坐满了人，在外面看热闹的人更是拥挤不堪。

　　这时候的复社，有宗旨、有章程、有组织、有刊物、有社团大会，俨然是一个近代政党的雏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出现这样一个组织未始不是一种进步的征兆，但如果站在明王朝专制统治的立场上来看，这却无疑是一股很危险的政治力量。因为它在体制外形成一种巨大的势力，故有的政治格局势必会受到某种冲击。

　　复社是未出仕学人的社团，本来集结的目的就在于以团体优势顺利通过各级科举考试。在社势大张之后，张溥等领袖人物也确实把主要精力放在科考方面，一面切磋八股制艺，一面与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学政和考政的官员声气勾通。官员们或是爱惜复社中人才济济，或是怵于复社的声势浩大，希望通过拢络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再加上缠三缠四的亲朋故旧关系，大多会对复中人另眼相看，给予特别的照顾。崇祯3年（1630）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复社大会的时候正值江南乡试，许多南京籍生员和南京国子监的监生、贡生都趁势参加了考试。当时的主考官姜曰广正是对复社极爱惜极护持的，一大批复社成员就都在这次乡试中高中，其中也包括张溥本人和他的好朋友或得意门生杨廷枢、陈子龙、吴伟业、吴昌时等人。其他各省复社成员在秋闱中得中举人的也有数十人。其后不久，这批新中的举人里面又有不少人成了进士，正式进入宦途。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使得莘莘学子们对复社趋之若鹜。

　　随着复社势力和影响的增大，张溥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的声望也如日中天，很有些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们不但终于都自己金榜高魁，而且对于东南地区一般士子的前途命运都能施加非同寻常的影响。被他们器中并且予以推荐的，往往连试连捷，而复社以外的人却不免命途多舛。出于景仰和畏惧，江南学子们已经不敢直呼张溥等人的名字，只称他为天如先生，或是称之为西张先生，称复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张采为南张先生（因为他们的故里一在太仓邑西，一在邑南），甚至学着孔庙里的格局，把几位社里的骨干前辈称作“四配”，把张溥的一些得意弟子称作“十哲”。太仓张天如，俨然就是一位当代的圣人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