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赵玉丰年谱》说几句话
张阿泉
大师不一定都在天边，有时候也会出现在我们身边，只是出现在身边的大师容易被我们看轻，既不看轻而又能为之钩沉辑佚、树碑立传、传递薪火者，必是大学者风范（不管这大学者有无高级职称或硕导、博导头衔）。
大师不一定都是“钦定”的、“推举”的或“海选”的，不一定都在庙堂，江湖旷野里往往流落着许多杰出的大师，而这些大师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大师，而只以普通人的身份纵浪大化、生死民间。
记不清是尼采还是叔本华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从脚下的土地深挖下去，就会有泉水涌出”，把这个哲学思维，格外运用于对本土文史、桑梓人物、乡邦文献乃至冷僻绝学方面的关注和发掘，大有必要（爱国主义从来不是空洞的“宏大叙事”，爱乡土就是爱国主义的活体表现）。
永远热闹红火的是明星、官宦，而绝非大师。大师都是寂寞的，做大师就要做好忍耐寂寞的准备，做好被长期忽略和遗忘的准备。因此，大师的知己往往不处于同时代，可能会出现在一百年后甚至几百年后，属于“隔世知己”。人们惯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实际情况是“人生得一知己难矣”。
真正的学术研究，往往避开世俗利益的分割，是在“没有一分钱官方课题经费投入”的情况下，完全靠独到的眼光、一己的热情，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漫长的积累磨砺，最终曲折完成的。这种艰辛无比而又幸福无比的“文化义工”或“文史超男”，具有与生俱来、高度自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清华大学有一位性情散淡的传记学专家兼随笔作家杨民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可爱的小注》，他敏锐地指出了“小注”的可爱与价值。萧乾与文洁若联袂翻译“难懂的天书”《尤利西斯》的过程，几乎就是一个不断“作注”的过程（《尤利西斯》全书内容庞杂、写法独特，如第十一章写音乐、第十七章写天文，许多典故出自《圣经》、荷马史诗《奥德修纪》、莎士比亚戏剧及不经见的典籍，并夹杂大量俚语和歌曲片断，涉及三十多种语言，如不逐一加注，读者必然发晕。《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本，凡十八章，共加了五千八百四十条注释）。“作注”有大学问，是重要的基础建设。李俊义君的《赵玉丰年谱》，里面链接出了海量的注释，且每一条注释都披沙拣金、翔实有据（全书注释达三十馀万言，徵引典籍近二百部，涉及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地理学、语言文字学、民族学、方志学、社会学、民俗学、档案学等多学科知识，其注释缤纷多姿，或究正史，或稽方志，或援私著，或抄案牍，释其含义，究其根依，析以类别，综以统系，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个别注释甚至长一两万字，以至随便拎出哪一条来都是独立、完整的学术文章），他的这般令花拳绣腿学者们望洋兴叹抑或恨之入骨的“死活计”、“笨功夫”，恰是一条做学问、结硕果的沧桑正路。这本“厚积厚发”的《赵玉丰年谱》，本身也是对严肃学术的一条实体“小注”。
记得十多年前，我曾受李俊义君之托，辗转从赤峰市红山区政协原副主席谷正光先生手里打字据借出过一套赵玉丰所著《泥莲书室文集》线装孤本，聊助其校勘评点做工。于今《赵玉丰年谱》梓行，前后历时十五年，凡四十馀万字，战线长，分量重，视野广，层次深，是一项经得起检验的“优质学术工程”，充分践行了“板凳须坐十年冷”这句清言。
研究大师的人，也连带着是寂寞的。如果不寂寞或耐不住寂寞，他就不会真正懂得大师襟抱，也就没有资质去解读大师的内核、进入大师的内心。年谱也罢，传记也罢，文字里都会下意识地融入研究者个性化的情感和思想，他约略是在寻找“另一个自己”。
我与李俊义君相识多年，既是乡党，更兼同道，虽彼此兴趣与方向各有偏侧，但在求知问学访书著述方面多有交叉互动（移用概念化宣传语式，就是“取得了合作与双赢效果”）。李俊义君是草原学界的一个“另类高手”，长严谨而短飘逸，精考索而疏创设，追绝响而弃俗趣，近古奥而远浅白。在二十多年坚韧迂回、剑走偏锋的治学苦役中，李俊义君始终在“自种其田”、“自行其道”、“自发其声”、“自珍其帚”，心性沉澹，目无乱迷，甘以“静虚山房主人”的释然心态躬耕采菊，这是他作为未来一流学者的核心竞争力，需要继续保持与不断强化。
硬件科技需要时时前瞻，而软件文化却需要时时后顾。身处一个物欲熏蒸、心躁气滞的浮华而冷漠的时代，手握一卷厚重温热、颇“不合时宜”的《赵玉丰年谱》长编，灯下展读，细细触摸这位贫弱而又高贵、啸傲在清朝的“草根大师”的人生断片与过往细节，我们可以重回宁静，一轮北国高天的明月又古典地照到了窗前。
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至九时，写于内蒙古大学桃李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