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 星期五 晴 佘山
《游记》里提到的眉公,就是明代画坛大名鼎鼎的陈继儒。尽管大明王朝一再强化国家的政治权威,强权与武力使文化的力量显得不堪一击,然而,在政治系统之外,作为闲云野鹤的知识分子,仍然把文化视为一种超越政治的力量,与强权对峙。陈继儒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北宋时期就出现过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相分离的现象,北宋的政治中心汴梁,集中了朝廷主要的政治资源,而在咫尺之遥的洛阳,却是文化精英云集之地,北宋思想史特别是理学史上的几位重量级思想家,除周敦颐和张载之外,邵雍、程颢、程颐、司马光等,都同时居住在这里。在朝廷的权力之外,他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王国,一个不受政治左右的文化、思想与信仰的王国。这一王国,一经建立,就很难消失,在这个王国之外,政治权力的角逐已经使朝代几度更迭,而王国内部,则遵循着自己的法则,有条不紊地发展着,艰辛而顽强。陈继儒在东佘山隐居了几十年,我们找到了他隐居的江湾,原来山坡上的房子虽然没有了,但那里的情致还在。那里的水湾、山林,都那么适合文人停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了他的书画,如,许多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学问方面,他对经、史、子、术、释、道等皆研究极深,编订有《宝颜堂秘籍》457卷。那时的松江县,政治上云淡风清,文化上却波浪汹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松江县人有幸,举手投足间,都能遇见像陈继儒这样的文化精英。他们与古代城市成就了陈丹青所说的“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陈丹青说:“巴黎出了雨果五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所以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城市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1]一个没有出现过文化领袖的城市,无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是一堆由石头组成的垃圾。陈丹青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如果没有鲁迅,就寂寞得多、失色得多,30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份量。[2]而17世纪,上海还不存在,而松江县,则是大明帝国东部版图上一个优美富庶的小城。陈继儒的存在,令人对17世纪的松江县刮目相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当今不会有了,因为当今的知识分子,既没有超越政治权威的勇气,也没有超越政治权威的能力,他们身居江湖,脸上却随时挂满了谄媚的表情,老百姓不会热爱这样的表情,官场也会嫌异它们。他们试图以放弃文化权力的方式向政治权力邀宠,结果恰恰是连一条裤衩也不剩。所以说,当时的松江人民是幸运的,他们也对这份幸运心知肚明,将陈继儒这等文化名人的画像,在茶楼酒肆这类消费场所广泛张贴,广大人民群众以偶像崇拜的传统方式表达了对这位文化精英的认可。他们称他为“山中宰相”,这一称谓,是民间对知识分子文化权力的世俗表达,简明而透彻。严嵩的死敌、官至内阁首辅的松江人徐阶曾多次进山探访陈继儒,这位政治王国里的“宰相”与文化王国里的“宰相”会面时,双方一定严守着一个默契——徐阶的佘山之行,绝不是为了表达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慰问,而陈继儒,也绝不会将他们的合影照片拿给媒体发表。
大明王朝密不透风的政治体制就这样给知识分子,也给科举落第的徐霞客留下了一个缝隙,使他(们)没有变成僵死在政治岩层中的生物化石。徐霞客实际上就是顺着这条巨大的缝隙,完成他的大地之旅的。
根据《游记》的记载,作为布衣的徐霞客显然受到了同为布衣的陈继儒的厚待,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在松江拍了一些镜头,然后沿杭新景高速公路,向千岛湖、衢州方向行进。下午抵达杭州,天气晴好,在西湖拍摄,夜宿桐芦。
(十月)初十日
出(冰壶)洞,直下里许,得双龙洞……流水自洞后穿内门西出,经外洞而去。俯视其所出处,低覆仅余尺五,正如洞庭左衽之墟,须帖地而入,第彼下以土,此下以水为异耳。
4月25日 星期六 晴 金华
早上起床很早,拍摄晨曦中的富春江。富春江水量充沛,两岸草木葱茏,景色优美,但水面比较脏,像一面被弄脏的镜子,有树枝、杂木,甚至死猪从水面上接踵而至,没有人能把这面镜子擦拭干净。下午到达金华,拍摄金华岩洞。金华有八大岩洞,其中最有名的,是双龙洞和冰壶洞,中学课本中收有叶圣陶的文章《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几乎使双龙洞和冰壶洞尽人皆知。如今,为了“整合旅游资源”,这两个岩洞已被打通,游人可以从内部穿越。双龙洞的洞口仿佛一张扁平的嘴,水面距离洞顶只有三四十公分,站着是走不进去的,我们须平躺在船上,才能逆着水流漂进去。久辛躺在船上,把摄像机紧拢在怀里,镜头向上,那张嘴巨大的前颌就贴着镜头和我们的鼻尖掠过去。久辛说,如果是Discovery节目,一定会用水下摄影,透过晃动的水拍摄岩顶,而且会把船底也拍进去。进入双龙洞后,空间一下子变大,启承转合,仿佛巨大的地下宫殿。这是大自然的建筑,符合大自然的美学,它的设计方案,时常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在自然面前,我们没有资格指手划脚,只能听众它的安排。如果没有这些岩洞,我们几乎无法窥视大地内部的美景,如徐霞客所记:“石乳下垂,色润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我们仿佛穿透了岩石的皮肤,进入大山的身体,在它的内部器官间游走,有曲曲折折的血管、长满粘膜的胃,以及喷泻着水流的心泵。我们不能征服自然,我们只是自然的消化物。我们的出现和消失,在山岩的时间尺度里,都只是瞬间的事。
初九日
甫至峰头,适当落日沉渊,其下恰有水光一片承之,(氵+晃)漾不定,想即衢江西来一曲,正当其处也。夕阳已坠,皓魄继晖,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舒啸,酾酒临江,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海怪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
4月26日 星期日 阴 金华北山
昨日黄昏,攀金华北山,看到一枚巨大通红的落日。那盏宇宙之灯,以最简单的造型将我迷惑。浙江的西部,万山之上的空寂舞台,它那么隆重地出场,古老而纯洁,不带一丝锈迹。只有在这个时候——当它降落到接近山梁的高度时,我才能直视它。没有人,只有风声在耳,有三百多年前的徐霞客,和我站在一起。那颗暗红的太阳,作为一种无声的、然而巨大的存在,把孤立无援的我们,纳入到一个更加深广的时空系统中去,在许多不相干的人之间建立了联系。在这时,想到徐霞客,或者别的什么人,都是那么自然。
夜宿农家,在半山,叫鹿田村,睡前翻读《游记》,果然发现那枚落日,如一盏高悬的灯,照亮他的孤旅。他笔下的文字像经过了光合作用一样肆意蔓延和繁殖。他几乎一生都没有一个可以对话的人。他给妻子的家书少得可怜。在徐霞客的时代里,他像一个哑巴,把所有的话藏在心底,写在纸页上(据说他写了3000万字,留到今天的,只有60万字),等待他虚拟的读者,在三百多年后的某一个夜晚,枕着鹿田村的风声,掀动那苍黄的纸页。
早上汪伟和两位摄影师四点起床,上山顶拍日出。我昨夜读书很晚,早上没有随他们上山,一直睡到七点多钟。下午由浙江常山县抵达江西玉山县,休整半日。
4月27日 星期一 晴
进入江西以后,山形开始变幻,苏浙两省山地平缓稳定的线条开始动荡起来,像心电图的电波,起伏凶猛。田野远处的山影呈现出奇异的几何图形,形成一种夸张的美。一个地区的自然地貌,居然与民众性格神奇地对应。江西人的性格,平和的背后潜伏着刚毅、果决和壮烈的成分,不像苏浙人,连吵架都像平弹一样悠扬顿错、文质彬彬。江西历史上盛产革命家,而苏浙一带江南水乡盛产艺术家,与其说是历史的安排,不如说是大地的设计。一个人的命运,竟然如此神奇地潜伏在他所生活的环境里,这样说固然有宿命的成分,然而在地理、文化,人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命运选择中,确乎存在着一条隐性的线索,仔细回味起来,还是有形迹可寻的。“地理决定论”,实际上,地理不仅干预了历史,而且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中。我们每个人的道路都被大地预见到了,即使挣扎与反抗,
昨日早上从玉山县出发,在拍摄一段桔园的空镜后,过上饶,傍晚抵达龟峰[3]。江西山脉放纵不羁的线条,在这里得到更加突出的体现。为抢时间,拍摄分两组进行,我与汪伟、久辛走山脚,在巨大的石壁下拍摄山顶湖泊飞溅的水幕——旅游景点为它安排了一个很俗气的名字叫“天女散花”,徐霞客的描写则显示了这位地理学家的文字功力:“朔风舞泉,游漾乘空,声影俱异”[4];何方和甲笛上山,拍“好汉坡”。拍摄完成后,我们经过贵溪,抵鹰潭市,在夜色朦胧中抵达龙虎山脚下。晚上看素材带时,发现好汉坡对面的石壁上,有一段徐霞客攀登过的栈道,那里几乎是九十度的绝壁,最能体现徐霞客的性格,何方没有带脚架,所以画面很抖,决定明天拍完龙虎山后,返回龟峰重新拍摄。
[1] 陈丹青:《荒废集》,第78页。
[2] 同上书,第77页。
[3] 另作“圭峰”。
[4] 《徐霞客游记》,第74页。
[5]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56、5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
2010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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