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片与断想”（2）：《孕产期：中共建党前史----俞秀松功莫大焉》
(一)中共建党前史
在国内官式书文或教科书中，对中共建党过程的表述所涉内容相对比较简约，大体为如下所述。
1920年4月，奉共产国际指示来华的俄共党员维金斯基(Voitinsky)等人与“南陈(独秀)北李(大钊)”联络，筹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经几个月的酝酿准备，在维经金斯基等人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然后分别联络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进步知识分子，组建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至1921年7月，最终召开中共一大，创立中共。
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而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受陈独秀个人委托与会，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而对建党有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各在北京、广州，因故无法与会，旅法小组还未和国内取得联系，故没有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过程中，曾遭密探干扰，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等文件。
实际上，随着新的史料的不断被挖掘，中共建党过程的一些背景情况远比上述表述的内容来得复杂。
从1919年起，共产国际就开始派人来华经办组织中共事宜，先有苏联华侨通讯社社长，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分别来过。1920年4月，受俄共(布)远东局外国处派遣（注：当代学者研究后认为，其非为共产国际派遣），俄共工作人员维金斯基(Voitinsky)与其妻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来华，实际上，来华的还有二人，即季托夫(Titov)和谢列布里亚科夫(Selipliakov)。
当时的中国，存在各种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团体，而维金斯基等人最初的计划，也仅仅是想把同情俄国革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同情苏俄的革命势力，以打破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外交困局。事实上，维金斯基等人也确实在当年7月19日召集了联合大会，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在各地分设“革命局”，并以上海“革命局”为中央机关（注：这个组织的性质存在争议，即是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是统一战线组织）。
鉴于这一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意见分歧很大，故维金斯基提出组建中共的任务，经过多次争论与整合后，如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等，陈独秀等人开始致力创建中共的历程，将这些分散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或称“革命局”）联合起来，组成中共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小组分别是：上海小组、北京小组、湖北小组、湖南小组、广东小组、山东小组、东京小组、巴黎小组。
那么，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除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外，同期还出现了一些称为“共产党”或“社会党”的组织，对此，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写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东京岩波书店，2001版），作了系统性论述，并根据解密的共产国际历史档案及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目前已经找到的称为“共产党”或“社会党”的组织，至少也有八、九家之多。
最后，在这些组织中，有的成为了中共前身的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成为中共建党源流的一部分，有的则为其成员分别加入中共、书写了中共地方党历史，有些则在中共成立与壮大以后，昙花一现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了，但从历史的角度，挖掘其存在的史料，研究其内在的逻辑，并非是一种多余的事，也不宜概念化地贴上标签，宜历史地、客观地予以评价。现分述如下。
（1）刘绍周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又名刘泽荣)在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旅俄华人中建立的，结局未见史料。
刘绍周(1892—1970)：曾是俄共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列席了共产国际一大、二大，三次受到列宁接见。1920年11月，他回国定居哈尔滨，在中东铁路监事会工作，从此脱离俄共。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参赞、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1949年9月，参加新疆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工作，1956年，加入中共。1970年7月18日，病逝于北京。
（2）“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
1919年，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曾在上海、广州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以失败而告终，发表《告失败书》记述其过程。
刘师复（1884—1915）：l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组织支那暗杀团，在东江领导农民起义。1913年，编印《民声》杂志，鼓吹无政府主义。1914年，在上海成立“无政府主义同志社”。著有《师复文存》。
（3）姚作宾、黄介民的“中国共产党”（亦称“大同党”）
五四运动期间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姚作宾等人组织了“中国共产党”。1920年5月，姚作宾曾前往海参崴，请求俄共(布)远东局援助中国革命，得到承诺后即回国秘密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后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召开三大，姚作宾受邀参加大会，最后，通过俞秀松的努力，其参会资格被否定。
姚作宾（1891—1951）：五四运动期间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交通委员会组长，伪治安维持会总务长、社会局局长，1943年，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兼任伪新民会青岛总会会长。日本投降后，1946年，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先后两次审判姚作宾汉奸案，均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以死刑，但姚作宾几次声诉要求复判，案件两次发回重审。青岛解放后，1951年，青岛市人民法院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罪，判处姚死刑并执行。
黄介民（1883—1956）：早年参加同盟会、中华革命党。1915年，和陈其尤等人组织“新亚同盟党”（后改名“大同党”），开展同共产国际的合作。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任江西省水利局长。1932年，任国民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司法院简任秘书、国大代表。抗日战争胜利后，辞职回乡。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1951年参加民革，任江西省参事室、监察厅副厅长等职。1956年1月15日，在南昌逝世。
（4）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
共产国际三大上，江亢虎是以中国社会党代表身份出席。1911年7月，江亢虎在上海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改组成立“中国社会党”，人数一度达到52.3万人。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主张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1913年，袁世凯得势，视其为敌，杀害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江亢虎当年宣布解散“中国社会党”。共产国际召开三大，江亢虎受邀参加大会，最后，通过俞秀松的努力，其参会资格被否定。
江亢虎（1883—1954）：1924年，江亢虎再度筹组“中国社会党”，参与政治。后来转向教育界，创办上海南方大学，后出国。1937年后，依附日军，1939年回国，任汪精卫政权的国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院长等职，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抗战胜利后，江亢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以汉奸罪名起诉，被判无期徒刑。1954年，死于南京监狱中，终年71岁。著有《台游追记》。
（5）重庆的“中国共产党”
同期，在四川重庆也出现了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保存有如下档案：1921年初，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关于四川重庆共产党的报告》中，声称它“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曾经发展到大约100位成员。该组织细节不详。
（6）吴玉章、杨闇公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亦称YC团）
中共建党后，即派人秘密在成都建地方组织，由于联系、信息的限制，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人也在筹建“中国青年共产党”。1922年春，吴玉章在成都成立了“赤心社”。1924年1月12日，“中国青年共产党”（亦称YC团）在成都杨闇公的寓所成立，通过章程和几种决议案，选举吴玉章、杨闇公等6人为负责人，创刊《赤心评论》。为了罗致人才，吴玉章、杨闇公还成立“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亦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后，还在北京成立“北京YC团”。1924年5月1日，因在成都召开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遭受军阀的强烈压制，会后，吴玉章、杨闇公被迫离开成都，成都YC团的实际负责人变成了傅双无。吴玉章、杨闇公离开成都后，开始与中共中央联系，争取承认YC团，1925年，吴玉章、杨闇公先后加入中共，入党后，吴玉章感到YC团已无必要继续存在，决定加以解散，并按照中共章程要求，个别争取加入中共。在吴玉章的劝导下，北京YC团不少成员先后加入中共，1926年，北京YC团自行解体。成都YC团的解散，则比较曲折，吴玉章多次劝说无效，傅双无坚持解散成都YC团、赤心社的条件是集体转党，接办成都党务，为中共中央拒绝，实际上，当时的傅双无已倾向于转向国民党右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傅双无则投靠了蒋介石派驻成都的清党代表，因此，成都YC团成员郭祖劼、吕寒潭挺身起草宣言，解散成都YC团和赤心社。
吴玉章（1878-1966）：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与四川保路运动；民国初建，在南京出任参议员、大总统府秘书；袁世凯篡国后，到法国组建华法教育会，选送留法学生近2000人，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人。1924年，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后自行解散），在加入中共后，奉命从事统战工作并参加北伐，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遵指示在苏联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任教，1938年回国，出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等职，后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任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49年到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等职，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著有《吴玉章回忆录》。
杨闇公（1898－1927）：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四哥，1917年，东渡日本就学，1924年，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后自行解散），在加入中共后，任重庆团地委书记、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与朱德、刘伯承、陈毅共同发动领导了顺泸起义。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被捕牺牲，时年29岁。著有《杨闇公文集》。
（7）胡鄂公的“共产主义同志会”
1921年，胡鄂公等人联络湖北青年在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2月16日，又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的组织，胡鄂公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发行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月刊，并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后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中共，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加入中共。
胡鄂公(1884-1951)：胡鄂公一生的政治色彩十分斑驳。早年曾被选为国会议员，组织过新共和党，曾任湖北政务厅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组织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共产主义同志会”，加入中共，1927年11月，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实际上转成秘密党员）。抗日战争后，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1949年后去台湾，1951年10月8日，在台北去世，终年67岁。
（8）俞秀松的“社会共产党”
这个曾在上海昙花一现的小组织的痕迹，是由其参加者俞秀松保留下来的日记中透露出来的。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述说：“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这是仅见的史料，而俞秀松后来则是中共创建时上海小组的成员。
由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属于青年团性质。在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活动。1922年6月，在巴黎建立了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三人当选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为书记。其成立后，积极同国内联系，同年，中共中央通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已加入中共者组成中共旅欧支部。
周恩来（1898-1976）：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1976年1月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著有《周恩来选集》。
赵世炎（1901-1927）：1924年7月回国，先后参加中共北方区委、中共江浙区委的领导工作。1927年，他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27年7月2日，被捕牺牲，时年26岁。
(二)俞秀松的功勋
在维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等人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联系了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共建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作着准备，开幕时间定在7月23日，会议地点亦已确定，具体会务都由上海小组的八个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操办着。这时，筹建中的中共突然收到共产国际的通知，要求筹建中的中共派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6月22日--7月12日），期间，还出席6月25日举行的少年共产国际二大，于是，俞秀松奉命前往莫斯科，与中共一大失之交臂。如果俞秀松不去苏联，作为青年团的代表、中共一大实际操办人、肯定会参与大会的。
赴莫斯科与会的代表团有四人，即俞秀松、张太雷、陈为人、杨明斋，其中，张太雷、陈为人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参加少年共产国际二大的，杨明斋的任务是陪同俞秀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故受邀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筹建中的中共正式代表（有表决权）仅俞秀松一人。四人于3月29日离开上海到北京，取道长春到哈尔滨，通过苏俄接应出境到莫斯科。
俞秀松到达莫斯科后，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情况，实际上，共产国际不仅邀请筹建中的中共与会，还邀请当时中国自称“共产党”、“社会党”组织的代表与会，至少有五六家之多，其中两家已得到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即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与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这些组织均比俞秀松先到。形势很严峻，筹建中的中共在孕产期便遭遇身份认证危机，与中共一大召开遥相呼应，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俞秀松在杨明斋配合下，单枪匹马地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为建党前夕的中共克服了身份认证危机，为中共创建立了首功，为此，俞秀松功莫大焉。否则，正在孕产期的中共就有夭折的危险，历史将被重写。
因此，如果把三个党作个比较，发现筹建中的中共当时虽弱小但后发优势明显，这也就能解释俞秀松的努力能获共产国际支持，使筹建中的中共得以克服身份认证危机、脱颖而出的原因了。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在当时的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有理论基础，但未冠共产党之名，其虽主动联系共产国际，但未获任何承诺，要知道，俄共(布)及共产国际实际上对社会党是另眼相视的，列宁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原因就是因为同各国社会党组成的第二国际分道扬镳所致，到后来斯大林时代，对社会党完全变成了敌视。而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虽冠共产党之名，并获俄共(布)远东局的支持与承诺，但影响力相对较弱，无理论基础。而筹建中的中共，既冠共产党之名，并获俄共(布)远东局的支持与承诺，并直接参与建党(此为其他两党所没有)，有理论基础，只是当时的群众中影响力尚有限。
因此，俞秀松代表的中共，当时必须要做的就是取得共产国际的唯一承认。俞秀松认为，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性质政党，此点易为俄共(布)及共产国际所认可，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俄共(布)并没有直接参与其建党，这就可以发挥杨明斋及其背后的维金斯基的作用，而俄共(布)一直通过维金斯基帮助中共建党，而且中共建党过程，一直由维金斯基不断上报共产国际。故俞秀松代表的中共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于是，俞秀松在杨明斋的配合下，十万火急地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姚作宾是北京学生运动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求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的参会资格。接着，俞秀松、张太雷又直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发布了《俞秀松、张太雷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给予江亢虎的参会资格。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俞秀松的信件，进行了研究，立即收回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俞秀松大获全胜，他代表的中共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唯一合法组织，参加共产国际三大。
俞秀松历史性胜利的意义在于，共产国际第一次正式确认中共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唯一合法政党，从此，其正统性再也没有受到过挑战，可使中共集中全力用于国内革命中，避免如美共、日共等在国内长期存在好几个自认为正统的共产党，相互内耗。同时，中共在正统地位确立后，能得到共产国际在财力、物力、外交方面全方位的支持，对于襁褓期的中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十天后，中共一大在上海正式举行。或许，参会的中共一大代表们或陈独秀、李大钊，知道在莫斯科发生的这场风波，及俞秀松从中的努力与功勋，可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可惜在中共党史的文献中，一直未见记载，直到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文章《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1992年第12期）发表时，才有了改变。
（三）中共一大与会者、主要创建人、重要贡献人小传
而中共一大与会者及中共创建主要创建人、重要贡献人的信仰之路、人生结局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此，作一个简洁的归纳。
1.中共一大与会者
李达（1890--1966）：1921年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3年离党。后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法科）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马日事变后,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同年，重新加入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政治大学副校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一级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主任委员、分院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暨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是中国哲学会会长，全国人大第三届常委。文革初，1966年8月24日，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在武汉被迫害，自杀身亡，终年76岁。1980年平反。著有《社会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李达文集》。
李汉俊（1890--1927）：1922年，因反对张国焘专权脱党，回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军阀胡宗泽，陶钧部在武汉逮捕杀害，时年37岁。
董必武（1886--1975）：曾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31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4年，参加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战时期，是国共谈判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政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曾当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著有《董必武选集》。
陈潭秋（1896--1943）：曾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1933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9年，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被捕，1943年9月27日，在乌鲁木齐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时年47岁。
毛泽东（1893--1976）：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1976），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1959）。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著有《毛泽东选集》。
何叔衡（1875--1935）：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内务人民委员等职。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年2月24日，在长汀遭敌包围，坠崖牺牲，时年60岁。
张国焘（1897--1979）：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曾任中央局委员、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初，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川陕根据地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10月，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取消，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37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而被开除出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统”。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在多伦多因病去世，终年83岁。著有《我的回忆》。
刘仁静（1902--1987）：1922年，和邓中夏在北京创办《先驱》。1923年，在上海担任过团的书记，后到北京主编《政治生活》。1929年，因组织托洛茨基派“十月社”，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曾任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战干四团教官、国民党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调至人民出版社工作。文革期间被捕，1966-1978年被关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在北京车祸身亡，终年85岁。
陈公博(1890--1946)：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广东省农业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28年底，因反对蒋介石，同汪精卫、顾孟余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解回，1946年6月8日，以通谋敌国罪在苏州被处死，终年57岁。著有《苦笑录》。
周佛海（1897--1948）：1924年，脱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任北伐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曾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1945年11月，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佛海死刑，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其减刑至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死于南京狱中，终年52岁。
包惠僧（1894--1979）：1921年10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脱党。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兼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1948年，举家迁往澳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著有《包惠僧回忆录》。
马林（1883--1942）：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荷共党员。创建印尼共，并受共产国际委托，帮助建立中共。1923年10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24年4月，任荷兰全国工会书记处主席。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派活动，脱离荷共，1929年，建立托洛茨基派“荷兰革命社会党”，担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荷兰抵抗运动，组织“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战线”，组织抵抗德国游击战，1942年4月13日，被纳粹杀害。终年59岁。
尼克尔斯基（1889--1938）：原名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俄国人，俄共（布）党员。曾在俄共远东区书记处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1938年2月，以间谍罪被捕，1938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杀，时年49岁。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为尼克尔斯基平反。
2.中共创建主要创建人
陈独秀（1879--1942）：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开始接受托洛茨基派观点，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并在上海建立托洛茨基派组织“无产者社”。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洛茨基派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出狱后，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试图组织第三势力，遭到多数中国托洛茨基派的反对。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病逝，江津终年63岁。著有《独秀文存》。
李大钊（1898—1927）：中共一大后，李大钊负责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为中央委员。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李大钊等人，同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害，时年38岁。著有《守常文集》。
3.中共创建重要贡献人
俞秀松（1899-1938）：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会后，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3月回国，在浙江建党、建团，当年青年团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团中央书记。1922年9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俞秀松参与并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去苏联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3年，因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江浙同乡会”事件及他人参与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派之争，俞秀松被无辜牵涉，被调往远东伯力（哈巴路夫斯克）任《工人之路》报副主编。1935年，斯大林应新疆军阀盛世才邀请，选派25位在苏工作的中共干部到新疆工作，由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率领，到新疆后，俞秀松任新疆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为迎接突围入疆的西路军战士与从事抗日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新疆期间，俞秀松与盛世才二妹盛世同相恋，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奉斯大林指示，要求俞秀松与盛世同结婚。1937年11月，王明、康生指认俞秀松等人为托洛茨基派，12月27日，盛世才奉斯大林命令，代为逮捕俞秀松。1938年6月25日，俞秀松等人被押往苏联，关入阿拉木图监狱，12月，俞秀松被押往莫斯科，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当日在莫斯科被害，时年40岁。
1961年11月，俞秀松之父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给俞秀松平反，12月，俞秀松家属收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追认俞秀松为革命烈士的信》，并收到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1982年，换发为《革命烈士证明书》。经过俞秀松之妻安志洁(原名盛世同)漫长而不懈的申诉，1996年9月，俄罗斯军事检察院根据1991年10月1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3条，下达了对俞秀松的《平反证明书》。
维金斯基（1893—1953）：又译维经斯基，原名格里哥里·纳乌莫维奇·维金斯基，化名吴庭康，俄国人，俄共（布）党员。1920年4月，受俄共(布)远东局派遣，与其妻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来华，在北京、上海先后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推动中国建党，同年秋，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希望国共合作，孙中山同意。在上海创办外国语学社，组织中国青年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1年1月，离华回国，在伊尔库次克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1924年4月，再次来华，在上海第二次会见孙中山，参加中共四大，1925年2月，回国。1925年3月，第三次来华，1927年5月，参加中共五大，7月回国，后因支持陈独秀立场被罢黜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到全俄农业合作社工作至1929年，后从事教育工作。1932—1934年，任国际工联太平洋书记处书记。后从事世界政治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章。1953年6月11日在莫斯科病逝，终年60岁。
杨明斋(1882-1938)：原名杨好德，旅俄华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参与俄共（布）的工运，十月革命前后，加入俄共（布），后被俄共(布)送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0年春，作为翻译，与维金斯基一起到中国，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1921年春，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遣，到达伊尔库次克，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1921年，中共一大后，遂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参与党的理论宣传和教学活动，筹建上海机器工会，1922年，出席中共二大。1925年春，去广州任国民党的苏联顾问团的翻译，10月，去莫斯科，负责中山大学总务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奉命秘密回国，到京津地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1930年1月，其自行秘密越境赴苏联治病并工作，1931年，被当作叛逃者被流放，1934年，流放期满后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1938年2月，苏联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罪名，逮捕杨明斋，未经审判就判为死刑，5月26日，被处决，终年50岁。1989年1月，苏共中央通过决定，为30—50年代初数十万被迫害者平反。著有《评中西文化观》、《中国社会改造原理》。
4.附录：《中共建党时全体党员名单》
一般公认，中共建党时，8个共产主义小组有党员共53人，亦有人认为有57人、59人及61人之说，下述打括号者数人作为建党时党员身份存在争议，因而便笼统称之为50多名党员。
上海小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沈泽民、袁振英、李季、李中、（陈德荣）、（宋介）、（瞿秋白）；
北京小组：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黄日葵、李梅羹、李骏、张太雷、朱务善；
湖北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张国恩、赵子健、刘子通、黄负生、赵子俊；
湖南小组：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萧铮）、（贺民范）、（无名氏）；
广东小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
山东小组：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
东京小组：施存统、周佛海；
巴黎小组：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