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河东 三百年河西

                蔡笑晚/文

       经过九世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蔡家

       人终于重新奠定了读书上进的经济基

       础，迎来了三百年河东的繁华。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发家至富也快。早年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也就是说人世间的贫富变迁以大约三十年为一个轮回。后来则改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变迁轮回的时间缩短了。现在更是三五年一轮回，年年有变迁，尽至有一夜之间成为大富大贵或倾家荡产的。可是我们蔡家从太祖盛德逃难流浪到浙南的穷乡僻让——瑞安三十八都曹村南岙至我爷爷位庆公发家致富有能力培养我父亲读书出仕，总共经历了九世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皇帝也换了十三个。所以从我们蔡家人的发家历史来看，应该把那句话改成“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

与盛德公一同逃难来浙江的有一个非同支蔡姓姑娘蔡淑君，因与盛德公感情甚笃，相依为命，两人后来结为夫妻，蔡淑君生于万历乙亥年（公元1575年），比盛德公少四岁，因按中国的古老习俗，同姓是不能联姻的，所以蔡淑君隐瞒自己的姓氏，一直到后来重修族谱时，才不得不用蔡字去掉草头的祭字作为她的姓氏。盛德公与淑君共生三子长子振明公（1594—1656年），次子政明公，生卒不详，无后，据传为虎所食，又传盛德公逃难时所带来的蔡氏宗谱被他焚烧，其实盛德公三兄弟逃难时蔡氏宗谱并非由盛德公所管，而由二哥盛碌公保管，盛录公在福鼎东门老鼠坑失散后，宗谱就无法寻找了，盛德公仅凭记忆抄录在纸上，后来失传。三子启明公（1609—1676），是我们蔡家在南岙的第二代直系祖宗。启明公生二子，长子君彩公（1650—1732.1.3），次子君选公，字国英生卒不详。

君彩公，字国甫（宗谱上记为国用，可能有误），是我们蔡家在南岙的第三代直系祖宗，他生有七子一女，现今盛德公的后裔基本上由君彩公派生而出，现在所谓的第几房就是指君彩公的第几个儿子的后代。君彩公出生一个月盛德公便驾鹤仙去，君彩公长大后曾去杭州北门外和福鼎东门老鼠坑寻找祖父兄弟的后代，福鼎东门老鼠坑找不到蔡姓的踪影，福鼎县城内仅有一个与其弟蔡国英同名的读书人，但此人既不肯相认也不愿交出蔡氏宗谱，仅将蔡氏从盛字辈开始六世的名行和字行由君彩公抄录下来。在杭州北门外找到了盛福公的子孙后代，当时正值清朝康熙盛世，盛福公已过世，他的后代已读书出仕，在杭州做官，因没有任何凭证，故亦未能正式认祖归宗联谱。后来也就失去了联系。君彩公曾将这些情况告诉子孙，后来六世祖友怀公以盛德公为始祖重修蔡氏宗谱时并没有将上述情况详细记入谱序内，只作了一些简单说明。从六世祖之后的行次是友怀公为主的当时一批造谱人编排出来的。所以南岙蔡氏宗族无法从后来的名行和字行跟漳州和泉州及全国其他地方的蔡姓子孙认祖归宗。唯一办法是去泉州或漳州寻根问祖。

君彩公的第六个儿子朝傑公（1695—1770），是我们蔡家在南岙的第四代直系祖宗，即所谓六房祖宗。他生有四个儿子，长子伯高公（1723——1795），是我们的在南岙的第五代直系祖宗，伯高公的第二个儿子友信公（1767——1855）是我们蔡家在南岙的第六代直系祖宗。

盛德公初来之时，先在瑞安各地经营小本药材生意，后来孩子长大，没有其他出路开始务农为主，经商为辅，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君彩公也读书多年很有才学，并很重视培养子孙读书，但都未能成才出仕。至友信公时，在南岙已无生存空间，他在无奈的情况下，想到外地寻找出路，当时正值清朝庭从鼎盛走向衰落，康乾盛世已经结束，嘉庆接位后整个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历时九年半的白莲教起义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庭的统治基础，宣告清王朝的没落。白莲教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是反清火种并未熄灭，全国各地都有反清活动，统治阶级不择手段，动全国之兵耗天下之财加以镇压防范，加上当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到处是贫官污史，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我们的六世祖友怀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南岙的，据说友怀公也曾去过杭州北门外找过盛福公后代子孙，但未能找到好的出路，盛福公的六世孙友昌当时在杭州做丝绸生意，虽然家境很好，但眼前的生意并不景气，况且他父辈在乾隆游江南时曾被怀疑与一起刺杀乾隆的案件有牵连，险遭杀害，幸有杭州府官员相救，他家才躲过此一劫数，所以现在他只老老实实经商做生意绝不敢与素不相识的人相交，更不敢收留一个没有凭据的远亲房族，在那种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正直官吏和普通百性都懂得明哲保身是唯一选择，稍有不慎，就会有飞来横祸。

友怀公去杭州碰壁后，本想再去漳州、泉州认祖归宗；寻找出路。可是去漳州、泉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一笔不少的路费，另外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况且即使到了那边也不一定能认得了祖，归得了宗，更不一定能找到可以解决一家八口生活的好出路。后经（友信公的妻弟）詹双法公的介绍到了莘塍一家张姓亲戚家当长工，该亲戚是当地一个财主，在九里东安有一片土地，友怀公就被安排在九里东安管理耕作这片土地。于是友怀公就将全家八口迁到九里东安定居下来。此时友怀公已45岁正值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

九里东安地靠东海，靠海边的涂坦当时实际上是无主的，当地财主凭权势据为已有，但这些海涂如果没有经过开垦是无法利用的，所以当地财主也用奖励的手段开垦荒地，开十奖三。在东安定居立足之后，友信开始策划开垦荒地，并由此取得了自己的土地。友信公的长子全配公当时已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后生，凭着他的强壮身体和能力在前埠横塘头开了一大片土地，从此蔡家开始有了自己的基业，全配公也移居到前埠横塘头，当时这里荒无人烟，没有房屋，当地人把这些地方称为下垟。全配公初来之时用稻草和竹杆盖了几间住宅，这些住宅称为稻杆厂。所以这些地方被人们称为下垟厂。

全配公于嘉庆十九年（即公元1814年）移居前埠横塘头，经过十几年努力奋斗。终于奠定了家庭经济基础，过上了平安温饱的生活，而且人丁也兴旺起来，（全配公的三弟全勤公后来也移居前埠横塘头全勤公无传全配公的三子邦议公过继给全勤公作嗣子），那些稻杆厂已不敷使用了，于道光十年（公元1840年）在前埠横塘头盖了一座九间瓦房，咸丰元年（1851年）左右又先后盖了两座七间瓦房，一直到我童年之时（20世纪40年代）前埠横塘头仍然只有这么三座瓦房，再后来又盖了两座三间的瓦房，那是解放以后的事了。

全配公生有六子，他的第二个儿子邦池公（公元1828——1894年）就是我的曾祖父，帮池公生三子三女，长子位兴过继给邦池公长兄邦坚，次子位庆过继给邦池公的四弟邦井，位庆公（公元1864——1927）就是我的祖父，九间瓦房靠东边的二间是第四房邦井公的产业，另外还有十四亩土地全部由我祖父继承下来。在那段生存问题大于发展问题的岁月里，这么一点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产业可算是一笔大的财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父亲还未结婚，我的祖父就已经去世，我一生没有见过祖父的面，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为自己生命里缺失爷爷的那份不可替代的关爱而感到遗憾，羡慕那些有爷爷的孩子。

在文革之前我一直保存着祖父的画象。祖父虽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田犁车耙样样精通，但从画象上看却婉如一个清庭的官吏，留着长辨，头戴红缨帽，身穿长袍马掛，脚踏方形高底靴鞋。外表既威严可敬又慈祥可亲。

从我懂事有记忆之后，曾从祖母、外祖母及父母口中获知关于祖父的一些情况。祖父年幼时曾读过几年私塾。虽然聪明好学，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不可能培养他成才出仕，十三岁就下地干活，十五岁过继给四房邦井公，二十一岁结婚，四年后邦井公病逝，他开始独立经营家业，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劳俭朴，很快就在继承来的产业基础上发财致富，他根据中国传统关于“有土斯有财”的想法，购置了很多土地，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做成了祖先三百多年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业，成了当地的上户头，而且由于乐善好施使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好人，当时我们蔡家虽然还称不上名门望族，但祖父一生的奋斗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开创了我们蔡家的发展道路，为父亲求学成才上进奠定了基础，结束了始祖盛德公开始至我祖父为止的九代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田生活，衝出了边远乡村走向五彩缤纷的广阔世界。

可叹的是：我们蔡家从曾经的尊严不再拥有，到再一次拥有尊严，正正苦斗了九世三百多年漫长岁月，蔡家子孙或许可以埋怨苍天不公，为什么人家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我们蔡家却要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其实不应该埋怨，经历三百年河西艰难岁月之后，我们蔡家已经迎来了三百年河东的繁华，应该感谢上苍的巧妙安排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