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午，一媒体朋友电话问我对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刚刚腾空而起的一颗医学界巨星/红斑狼疮的克星/黄帝内经的重新发现者/著名养生大师张悟本的看法。我说，只知道以前有几个练气功的大师，如严新，张香玉，张宝胜，张宝旺等“三张”纵横中国，后来又知道一个叫胡万林的医学大师发现了黄帝内经，好像著名作家柯云路大师还为胡大师写过一本书，叫《发现黄帝内经》。既然黄帝内经已被胡大师发现了，柯大师又写了书，何以今天又出了一个张大师再一次发现？此大师我以前没听说过。朋友说，新浪网挂出了一条新闻，是介绍张悟本大师的，你先看，然后再与我谈谈你的看法和感想。

　　打开新浪网看了一下，实在不知说什么好，有一点可能肯定，张悟本都能成大师，那么，胡万林就应该晋升为“太上大师”。因为他们总体的脉络与医道加上发现黄帝内经的路数是由一条线上延续下来的，如同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因胡万林早一些，所以要称“太上大师”。

　　关于中医与西医，或者说中国医术与西方科学的问题.目前国事如此，国人如此，夫复何言？或许说一下梁启超“丢腰子”的故事，可说明一二。

　　话说1926年初，任教于清华国学院的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左肾生瘤，劝其做肾脏切除手术。梁启超本有入院手术之意，却遭到了不少亲友故旧的反对，众人力劝他不要轻易进洋人开办的医院，这个以西药和手术刀为主的医院并不保险。有人还说患此病者许多都是靠吃中药而痊愈的，只要梁氏照中医开办的方子吃上几味中药，说不定立即起死回生，返老还童云云。在众论分歧，莫衷一是的情形中，梁启超思虑再三，对劝说的友人曰：“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遂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

　　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这一严重后果，梁氏与其家人当时并不知内情，稍微休养一段时间后，在协和方面吱吱唔唔的解释、哄骗、蒙蔽下，梁启超稀里糊涂地出院回到天津家中疗养。

　　出院后的梁启超

　　梁氏出院之后，尿血并未停止，病情当然也不会好转。于是，梁家与前来探望的亲朋好友开始犯起了唧咕，怀疑是协和“猛浪”和庸医误珍，割错了“腰子”。这个怀疑一经提出，很快在学术界小范围形成共识并慢慢向外围扩散。未久，梁启超被协和医院“错割腰子”之事，在社会上盛传开来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此时的协和医院仍像什么也未曾发生一样，对此事闭口不谈，当然更不存在承认错误，登门道歉、商谈赔偿，挽救病人于危难等等问题。梁启超之弟梁仲策在《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披露了这起“医疗事故”，与梁氏家族友善的北大西语系著名教授、曾与鲁迅论战经年的“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陈西滢等被协和的傲慢做法所激怒，出于同情和义愤，陈西滢于5月9日，率先在自己主编的《现代评论》上披露内幕，质疑协和医学院院方负责人和医生的所作所为已对病人构成危害。在《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中说：梁启超被抬上床进行手术，想不到“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最后， 陈西滢作出结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并告诫世人不要轻信这些西洋的玩艺儿。

　　陈氏的文章一经刊出，社会震惊，舆论大哗。或出于同情，或出于义愤，或出于无知，或出于对西医的仇恨和对中医和爱护，或是什么也不为，只是借此观看几方的尴尬和热闹，或处于幸灾乐祸等等不同的心态，坊间和知识界附和陈西滢之说者甚众。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对西医也颇有微词：“平实而论，余实不能认为协和医生之成功，只能谓之为束手。”一时间，协和医学院与其代表的西医成为众矢之的。梁启超的学生、著名诗人徐志摩又跳将出来，火上浇油，于5月29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借机兴风作浪，鼓惑声援陈西滢“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口号，并以梁先生“白丢腰子”之实证，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要求当家与亲友公开站出来与协和对簿公堂，查清事实真相，索赔蒙受损失等等。

　　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具体情形是，西医刚刚传入中国，立足未稳，无论是百姓还是一般的知识阶层，对西医还缺乏认识，西医西药大受质疑，而攥在医生手里那把明晃晃的刀子更是令人惊恐，而协和医院为梁启超手术的主要主刀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一位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北京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医院的医术大加鞭挞，或像徐志摩等人说的一样诉诸法庭，梁启超很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说法”，并有大笔赔偿金到手。但这样做的后果是，整个中国社会很难再相信西医西药和医生手中的刀子了，协和名誉扫地，百姓不再前往就医，协和很可能就此倒闭关门。如此循环下去，最终吃亏的还是中国的百姓。

　　此时的梁启超头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梁启超语）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梁启超仍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梁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的是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明确表示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于病例塌上艰难支撑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文章的最后，梁启超极为诚恳地讲道：“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这篇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的文章，的确为协和的声誉和群众的情绪以及沸腾的舆论，起到了维护和平息的作用。尽管当时梁启超并不清楚事实真相，但自己的病情和症状应该是清楚的，上文的话不能不说是有些违心。可以想像的是，当梁氏说哪些违心之语的时候，其内心的痛苦一定是巨大的。尽管后来事情真相渐露端倪，梁启超私下里也承认“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仍没有向协和问难之意。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历史尘封，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档案。经专家对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历经八十年的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

　　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入住他所相信的协和医院而白丢了“腰子”，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回首往事，细加分析，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梁氏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自己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则是他的整个生命。呜呼！

　　梁启超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