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与中国文化身份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应该进入现代化，但在文化领域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东方智慧在文化领域发展新世纪社会文化良知。现代化应该是以“人为目的”的，而且各国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1]。因为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和互动。

但是在现代性问题上，不同民族的自我选择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据说杰姆逊说：“早已被超越的现代性幽灵本身，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比如在拉丁美洲，在第二世界如苏联等，无处不在。……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可以说，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 [2]可以看出，杰姆逊在无意识中有一种对“现代性”重新登场的复杂暧昧的感受，一方面他觉得可以重新对历史话语获得一种叙事形式，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本身变成了“不现代的东西”，如今那种能够被肯定的现代性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是后现代的。这位认同全球话语权力结构的学者，尽管曾经同情过第三世界，但还是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我怀疑的是，他所说的“后现代的成就”果真如此吗？而且，在后现代这个充满差异性的时代中，杰姆逊似乎拒绝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其基本策略是，不同意区分信息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和令人厌恶的老现代性，因为他认为这种区分毫无意义。[3]

他认为，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等等，还有希腊正教或东正教式的现代性、儒家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数目就可以和汤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样多。因为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现代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现代性只有一种——欧美霸权式的现代性。这一说法委实令人惊讶！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它也可能不同于日本、韩国、东南亚，或者中东、印度的现代性。[4]杰姆逊认为这种多种多样的现代性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臣服于标准化、霸权主义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的。

这种观点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后现代状况是一种文化的根本断裂，过去所拥有的经验（前现代经验和现代经验）在当代业已失效，多国资本的新扩张最后完成了对前资本主义飞地的渗透和殖民化，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非道德化的、令人压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术空间。文化艺术在错位中不断生产着文化话语：“我们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这一西方中心语式的说法，表明了杰姆逊的新世纪立场。这一立场至少有三个维度值得质疑。其一，强调全球化问题，因为所谓“全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质疑，这一点已经与他早期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和质疑南辕北辙；其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高峰期时，有一种标准化的图式，即一体化、同质化，没有区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样性成为不可能，这样对多元对话，对解构主义强调的文化差异性，对多元多种多层的可能加以全盘的否定，为这个世界成为整体化、单一化的西方世界张本。其三，在其全称判断中强调，未来世界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逃离这个普遍市场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多元选择的历史走向真的就此结束了？现代性“幽灵”究竟成为了这个一元世界的“撒旦”还是“上帝”？而且我想追问的是：发现东方和阐释中国的主体究竟是谁？是老外，是新老汉学家，还是盲人瞎马的技术官僚？中国现代性是否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中国新世纪是否只有被经济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

其实，杰姆逊的观点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的看法正好互相抵牾：“了解赞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多元共存在这里指的是：不同的国家、公民群体、国家和国际机构理解和组织文化多样性的道路。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政策处方，这类政策应在所有国家的文化多样化的历史中去寻找。”[5]二者之间的巨大的理论反差，使我有理由相信，其中总有一个观点是有问题的。对此难道我们还不可以加以质疑吗？[6]

这种颇有代表性的现代性观点提醒我们，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必须具有自身文化的指纹和身份。如果丧失了这种文化身份，这样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仅仅是后殖民进程而已。当然，强调东方问题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对背对西方，相反，正是因为东方的“他者”是西方，只有面对这个他者，面对这个“镜像”，中国问题才能真正浮出水面：不仅看到传统中国的文化形态，而且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形态遭到西方文化中断式挑战，以及中国文化复兴的新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不是一条路、一种声音、一种模式可以决定的。全球化中的思想和学术不应该是一种形态，而必然有着多种形态。

我注意到，西方思想家也发出了“东亚的挑战”的忧虑之声。他们认为：“欧洲与美国如日中天的工业霸主地位已成隔日黄花，它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曾经红火过的近百年的短时期已经结束了，它们已不能在这个世界处于主导位置了。中国发明火药和活字印刷的时候，欧洲还处于黑暗的年代，而几个世纪之前便开始有了商业组织的日本看来又要在世界上作为主要的经济力量出现。……不能遏止东亚的优势，还可能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忽视东亚对于我们的优势可能甚至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潜在的对手来自一个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世界，它们的历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至于忽视它们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实在是太愚蠢了。”[7]这种对于欧美中心地位逐渐丧失的担忧，对东亚崛起的遏制之想，对东亚优势的“威胁论”之说，从另一个方面凸现了东方崛起对维护世界生态平衡的意义。

著名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我并不认为西方、欧洲的决定人权的方式是永恒不变的模式。……人权概念的转化，中国在这方的贡献是必要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有力的、富裕的国家，而且由于她有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世界不能没有她的参与。”[8]德里达并不认为：“美国生活道路是后-历史时期所固有的生活类型，美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显示了整个人类的‘永恒在场’的将来。”相反，他相当关注中国在另一个世界的未来历史中的特点：“国土广大的中国的文化历史，众所周知，这成为一个对于世界未来至关重要的事件，中国的签名所要带来的，我们可以从政治的不可见性中看得更加清楚。”[9]甚至，面对英语霸权，德里达提出：“如果我们要抵制第三种语言的霸权，如果我们要抵制标志社会发展的语言霸权，比如美式英语，那么就要有更多的法国人学中文，更多的中国人学法文。”[10]我理解德里达是在强调多元性、差异性的文化，反对英美语言文化霸权。其实，这些思想和我关于“发现东方”的思想殊途同归。

进一步看，“文化输出”有一个悲剧性的前提，如果我们什么都“拿来”而不“输出”的话，东西方文化就会出现文化生态失衡问题。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关系，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晚年要关注老子《道德经》中的中国思想？为何罗兰·巴特要纵论日本的俳句、书法、和天皇在东京中心虚位问题？为什么德里达要到中国大谈“宽恕”问题和中国文化现象？为什么赛义德在病榻上对更远的东方的中国如此神往？是什么使他们对东方发生了兴趣？除了东方经济的重新崛起以外，当然是文化“差异性”。差异性文化使得西方一流思想家开始了对“远东”（这个词本身需要清理，姑且用之）的全新关注。

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纠正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狂。[11]我在国外大学任教时曾看过一次电视辩论，深受震撼。NHK电视台邀请了日本人、在日本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他们的配偶都是白种人，以及他们的混血孩子。最妙的是，它分为三方，即甲方、乙方和孩子，甲方即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他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婚姻不幸”。他们与白种人走到一起，但生活在阴影中，因为对方不愿意说日语、韩语、汉语，因此他们在表达最微妙的感情的时候，最先总是用英语不清楚地说；而乙方认为东方人确实有很多优点，否则我怎么会娶东方的妻子，或嫁给东方的丈夫呢？但是永远也体会不到他们文化深层的意蕴。最有意思的是第三方——孩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在哪儿？不知道父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也不知道母亲的文化是什么文化？自己身在何处？自己应该说什么？……由此我想到，如果中国文化真正全盘西化，不知道是复兴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还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现代文化，或是后现代文化？这样中国文化就会变成如同辩论中孩子一方那样的混血儿杂种文化，那时又该怎么办呢？是不断地一代一代混血下去，直到中国文化的血缘血脉关系微乎其微？还是我们应该选择在相互的价值立场上进行对话和会通？[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