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的共识与焦虑

一、民主与共识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选举法的决定。此次修改，中国实现了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以及秘密四个选举基本原则。我们看到了人大在选举制度改进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也符合有关专家早前提出的“增量民主”的政改理念。近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先生接受《新京报》记者的专访，放眼世界各国的选举制度，并直面中国人大选举制度相关问题。

李飞先生认为，选举制度应有人们达成共识，就国家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大家达成共识、能够接受的，并认为是进步的，就是适合他们国家的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这里我们看到，李飞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命题，就是制度是大家达成共识的结果，而非历史“命定”的结果，而共识又是一个进步与发展的过程，每一个时代的人们会有不同的观念与立场，因此，政府要不断地因应形势的发展，通过改革制度，以满足社会发展与公众的制度需要。制度因此不是意识形态的自上而下的结果，而是不同阶层与不同利益集团人们达成共识的结果，当代人的主体性因此确立起来了。达成共识的不可能是历史，而是现实，进行制度改革与推进的不是概念化一体化的“人民”，而是公民社会的公民。

如何达成共识，如何有序地、公开的、科学地达成共识，因此是民主或制度进步改良的“细节”，细节如同大树的根系，是树的根系维系着大树的生命与成长，李飞先生通过自己在不同国家考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政体不同政治形态中民主选举体制。民主共和的体制在建构上可能各有不同，但其精神却具体一致性：也就是普遍、平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秘密投票但公开选举四大原则。这次人大通过修改选举法，城乡公民具同等选举权，体现的是普遍与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实施，就农民群体而言，等待了六十年。也正是这样的“共识”滞后，造成城乡巨大的经济文化差异，农民的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选票因此体现的是社会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权益。

中国现在的民主选举从村庄到城市，由底层向高层，面临的问题是显见的，一方面村庄里落后势力相比之下更传统保守，熟人社会、宗亲力量甚至黑社会势力都直接影响着村庄选举，贿选行为更为容易发生。

如同自由恋爱难以在村庄里最早实现一样，票选民主在村庄里大规模推展，效率与效果难免差强人意。民主精神没有培养出来，反而让贿选的方式滋生蔓延。所以，中国的地方民主选举应该在县一级政府首先推开，县委书记可由上级党组织任命，而县长镇长则应该用直选方式产生。县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电台电视台，而县域的规模也不太大，人们既可以通过了解竞选人的政绩，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来认识竞选人，所以，县级主要领导与县级人大、政协委员都可以通过直选产生。

二、对金钱民主的焦虑

中国之所以不像西方那样搞公开竞选，李飞先生认为，“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资金支撑选举经费，社会上的多数人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实力。”李飞先生的表述，使我们看到中国主流社会对西式民主的某种焦虑。这种焦虑首先是基于对金钱政治的不满。而这种焦虑不是空穴来风，西方发达国家有过金钱对政治的玷污，台湾地区的选举也多次发生贿选丑闻，现在中国的村级选举，一些村长候选人更是明目张胆地送烟送酒甚至送钱，通过获得行政权力，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李飞介绍说，1986年他去日本枥木县考察众议院大选，自民党的一位后起之秀本来没有被自民党列为候选人，但他想试试竞选，光竞选事务所就1000平米。当时日本有个说法叫“三上两下”，意思是投入三亿日元还有可能选上，两亿日元肯定选不上，那次他仅试试竞选，就花去了两亿日元。

这里，李飞先生可能没有注意两个“细节”，其一是有钱人进入政治，可能是一种进步，也就是一个商人经济上富足之后，开始想获得政治荣誉，而并不是通过政治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一个商人成为政治家，他的财产就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会有更多的公众与媒体关注他的企业与经营，如果这位富人过去经商没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他就更不可能获得成功，在发达国家政坛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有钱的人必然成为政府首脑的选举例证，纽约市长是美国除总统之外最热门也最棘手的一个职位,当迈克尔·布隆伯格就任纽约市长时, 面对的是巨额赤字、大批失业者和世贸废墟;3年后的纽约,经济增长,失业率明显降低,居民生活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难怪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全美最佳市长之一.他自己上班坐地铁、拿1美元年薪也成为国际性的新闻。由此可见，富人成为市长，并不是件可怕的事情。关键是他成为怎样的市长，社会如此监督他制约他。而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奥巴马也并非出身豪门，特别是奥巴马，在他竞选总统时，私人捐款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是将钱花在前期的选举上，还是将钱被花在贪官外逃上，这可能是二个极端。与公开竞选的政体不同，我们现任的许多官员都是组织考察出来的干部，因为没有权力分立，没有财产公示与有效监督，造成数以千亿计的贪腐资金外逃，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李飞先生的焦虑带有某种代表性，社会上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担心有钱人操纵公开的竞选，用钱来公开选举好，还是由权力内选官员好，至于西方民主有门槛，许多人因为经费不足而失去竞选机会，我们如果将官员真正看成公仆，那么，有钱的人主动来当公仆，以谋求政治荣誉，对公众是不是更有意义？但从奥巴马获胜来看，西方竞选领导人，与经济实力并无关联，主要是个人魅力、知识智慧、应变与演说能力、组织运作能力，也就是个人综合素质成为取胜的关键。

民主的实质是由什么决定的？是民主过程决定的，也是民主的结果决定的，而且还有民主的监督来决定它最终的价值，公民选举布隆伯格那样的富人，还是选举像施瓦辛格那样有表演才能的人，这与民主的实质并无关联。因此，对富人政治的焦虑，是不必要的。

三、公民的民主焦虑

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作为一位有选举权的中国公民，我的焦虑希望李飞先生与有关方面也能看到。

每届人大换届之时， 我都能看到大街上挂着各种宣传标语，譬如“请投下神圣的一票”，“公民要行使合法的选举权”等等，单位或小区公告栏里，会有代表候选人的一张简历，配有黑白照片。他能为我们做什么，或他当上代表之后愿意为我们做些什么，他有什么价值观念与政治追求，等等，我们一无所知。现在选举法修改条文中，加进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不会流于形式走过场？候选人能不能通过当地电台电视台进行辩论，并回答选民提问，或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流？

我所认识的人大代表们，都是业余代表，他们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也没有接待日，他们似乎是完全的义务劳动，现在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似乎都与人大代表无关，譬如房屋拆迁，上访的群众没有去找人大代表的，而是直奔北京，造成上访之灾之难。人大代表没有成为公民代言人，也没有能力成为真正的公民社会的代言人。根本原因，是因为各级人大代表还没有形成对政府的监察权与问责权。各级人大代表委员会都是同级政府的一个部门或机关，这样的行政设计，无疑使人大机构行政化，专职人大工作人员官员化，人大代表因此成为政府的走卒，而非权力应该超越政府的问责者、监督者。现在各级人大代表连同级政府的预算都看不到明细，更谈不上差额选举县市长了，没有实质性的决策与监督权，人大代表制度必然引起公民的焦虑。共和体制的基本国策是，人民是国家主人，政府是国家公仆，如果主人不能有效监察仆人的帐本，不能公开让仆人竞选上岗，这样的主人，焦虑不焦虑？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1、选民或代表10人以上联名，与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提名权。2、选民或代表联名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提出的代表候选人也具有同样法律地位。在全国人大网站上，就专文指出现在地方选举中出现的种种不端，譬如：有的地方对选民或代表10人以上联合提名的人选作种种"变通"处理，或干脆不列入候选人名单，或在酝酿、协商中悄悄取消，或作党派团体提名候选人的"差额陪衬"。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行政优势，不仅推荐符合自己意愿的候选人，还会通过行政权力来打压民间自发候选人，这种弊端如果不遏制，地方人大代表就会与政府同质化，人大代表形同虚设，地方行政权力就会一家独大，地方政府就可能为所欲为，最终造成的矛盾与问题或积压下来，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或造成民间冤情，或上访或恶性冲突，使基层社会无法安宁和谐。

因此，地方民主选举的中立性、非行政化应该提上议事日程，李飞先生对新京报记者说，英国的作法使他大开眼界： “它有很多民间的选举制度设计事务所。我们看的两家事务所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从学生会的选举、人民团体的选举、社会组织的选举到国家的公 职选举，都可以委托他们来设计。”这里，看到发达国家的民主正在技术化、民间化或社会化，政治制度或政治教育，以前是政治家或政治精英们的事情，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有着某种光环，而现在，却如同律师事务所一样，政府与学校有相应的需要，就可以由民间智囊机构来设计，然后提交政府使用。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在公民政治意识与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相应落后，而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袤，在民主共和国体一致的前提下，应该允许不同地区有自己的选举制度设计与探讨，通过试验与改进，就可以实施或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