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向所有关心我的朋友报个平安，对你们的关注表示感谢！我将昨晚的经过记录如下：
2010年5月8日，是张远洋案审限的最后一天，东城法院通知我们下午四点去开庭。未成人案件的审限通常是一个半月，不超过两个半月。但在审理过程中，法院以被害人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由，将审限延长到6个半月。由于5月6日晚上的最后辩论结束后，公诉人明确表示不补充证据，因此被告人的家属认为应该是法院判决了，而且从之前的庭审和质证和辩护情况来看，这个判决会是无罪判决。没有犯罪事实、被害人陈述自相矛盾、控方证人陈述与之互相矛盾、鉴定意见漏洞百出，最后连鉴定机关没有鉴定资质的事情也得到了证实，我们认为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
我们同行的一共是9个人，被告人张远洋（取保），我，张远洋的母亲王艳辉（系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导）、张远洋的父亲张金昌（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博导）、张远洋大姨王晓钟（系沈阳化工学院教授）、张远洋姥姥徐英（残疾，不能独自行走）、张远洋姥爷，张远洋的另两位亲属姓名不详，我只知道其中一位老人是山西煤炭学院的退休老教授。当时一位家属还开玩笑说，这一行人，是书生加上老弱病残。
我们到东城法院的时间是5月8日下午三点半，周六的下午还加班开庭，我推测有可能是赶在审限的最后一天下判决。大约3：45，法官把我们领进法庭，并告知该案检察院又提出要补充侦查，需要延期。被告人家属听闻此消息后，情绪有点激动，对公诉人出尔反尔表示不满。我向法官提出，公诉人那天在辩论结束后已经明确表示不补充证据，而且今天已经是审限最后一天，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可以不同意延期。
4时许，公诉人到达法庭门口，立即遭到被告人家属的质问。具体的对话内容我没有听到，事后听其家属讲，公诉人可能说过一句“这就让你们雪上加霜”这样的话，导致当时场面失控。张远洋的父母与东城检察院的公诉人刘迎迎发生了争执，有肢体冲突，双方各有损伤。刘迎迎据说是有软组织挫伤，张金昌后来去医院检查也是多处软组织挫伤。法庭录像记录下了发生争执的全过程。因为事发突然，被告人家属情绪失控，我当时尽我最大努力在劝解被告人家属，多次把欲上前争执的张远洋父母和他大姨拦住。
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劝阻下，被告人家属不再喧闹，但要求法院尽快开庭。公诉人快速离开法庭。张远洋的父亲张金昌随后也去医院做了检查。法官私下告诉我，希望被告人家属不要再在此事上纠缠，不要以伤情进一步追究，让我做好被告人家属的安抚工作。随后，法官请我们进入对面一间较大的审判厅，由法警陪同我们。此时大约是4：30。
在5点左右，主审法官出现了，说法院领导在考虑是否延期审理的问题，但还没有最后决定，让我们耐心等候。又等了半个小时，我问法官，是否有是否延期的决定了，法官说领导还在商量。我说是哪位领导，被告知是少年庭庭长岳慧青和主管副院长王波。在此过程中，法院没有提过刚才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全在是否开庭上。
大约6点左右，我感觉情况不大对劲了，一是法官不再出现，整个楼层全是法警，粗略数了一下居然有十六位之多。我们当时九人全在4楼17法庭对面的大法庭，到了吃饭时间想出去吃饭，被告知不可以出去。我说我们是来开庭的，现在等了两个小时还没开庭，是否可以让老人先出去吃饭，等开庭再回来，法警说没有领导的同意，我们不能走。大约八点，依然没有法官和领导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我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劲。我说你们有什么权利限制人身自由？我是律师，我家里还有事，我要回去一趟，结果被拦住。我说这里信号不好，我下楼打个电话，法警说不可以。我试图去拉楼梯间的门，被两位法警拽着胳膊拉回。其中一位法警非常粗暴，把我的手臂掐得很疼，我看到他的警服上编号是110622。
大约到9点时，我再次提出，法院没有权利扣留我们所有的人，9个人中有律师有旁听人员，我们应当有人身自由。我再次想往电梯间走，被六七个法警拦住，其中有一位法警在用摄像机摄录。我对着摄像机喊：”东城法院没有权利限制律师的人身自由，我要见你们的领导！为什么我们不能出去？”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一位法警回来告诉我，说请示过领导了，我可以出去，但出去了就不能再进来。我说，凭什么出去了就不能再进来，我出去打个电话再上来不行么？我就从楼梯间直接往一楼走，一名法警寸步不理地跟着我。我迅速地跑了下楼，在一楼大厅把之前写好的一条求救短信发给我的几位好友。随后我的手机就没电了。事后我知道，我的朋友代发了微博，使这件事情为人所知。
我回到法庭之后，法官传话出来，说要问话张远洋。张远洋家属怕法院对张远洋采取强制措施，不让他去。我说去吧，我陪他去，询问未成年人律师可以在场。法警把我和张远洋带入17法庭，当时岳慧青庭长在审判席上。她看到我之后，说要单独问话张远洋。我说，根据法律规定，未能年人案件询问被告人时，其辩护人或监护人有权利在场。我话音未落，岳庭长大声呵斥：“法警，把律师驱逐出法庭！”我大吃一惊，当时表示抗议，律师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权利，法官怎么可以用“驱逐”这个词？随后我被两名法警架出17法庭。在此过程中，我没有任何过激语言和行为，有法庭录像为证。当然，岳法官的精彩语句，也被录像记录下来。
这位据说是优秀模范法官，在法院受理张远洋案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带领东城法院的法官去了张远洋母亲的单位化工大学，调查其是否教授、博导、教育部863评审专家（结果是）；去了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跟我们的主管副校长说，希望我不要惹事，在处理这种敏感案件时要摆正自己作为人民教师的位置；去了北京市司法局律管处，要律管处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在代理张远洋案时要谨慎从事，注意政治影响，不能让媒体报道。3月31日，岳庭长在百忙中找我单独谈话，说律师也要讲政治，这个案件比较敏感，要我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不要把该案披露到网上。在今天之前，我确实没有把这个案件披露到网上，但出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认为有必要告诉大家真相，也让我们体会作为法官的辛苦。
大约十点多，在问完张远洋后，法官又以问话为由，把张远洋的父母和大姨叫走。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法院会采取司法拘留，因为当时的争执并未发生严重后果，而且法官那时也表示过不再纠缠这件事情，希望我们也不要追究。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三人被带走后，没有回来。大约11点，法官告诉我，说他们三人已经被司法拘留了。我说要见领导，王波副院长接见了我，我向他表达了几点意思：当时被告人家属是有点激动，但是公诉人也有语言挑衅，双方争执，不是被告人家属单方面殴打公诉人，法院不能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司法拘留应当由院长批准，我们没见到院长的批准文书；两位被拘者是新加坡公民，应当通过公安部和大使馆。院方说他们是合法拘留，会给我们手续。
十一点多时，岳惠青庭长再次出现在法庭，与留下的几位老人进行了谈话。我提出，三位老人都已经年届八十，从中午到现在没吃饭，是否考虑一下他们的身体。法警随后拿来面包和水，但几位老人拒绝进食。我要求法院出具张远洋父母被司法拘留的文书。期间，我又和王波副院长谈了一次话：我希望不要采取这种最严厉的司法拘留，可以对被告人家属进行教育、批评或者训诫，如果对他们进行拘留，会把矛盾激化。王院长表示，拘留决定已经作出，不能更改，但被告人家属可以申请复议。我又提出，三位中年家属被拘留后，只剩下年少的张远洋照顾三位体弱多病的老人，这样未免太勉为其难，哪怕法院拘留其中一人，让其母亲回来照顾老人也行啊，因为我觉得在录像中他母亲的行为并不是很过激，不应采取拘留15日的处罚。但王院长没有同意，但态度还不错。过了一小时后，也就是5月9日凌晨0：30，我们终于等到了法院给我们的《司法拘留通知书》，张远洋姥姥拄着拐杖，在送达回证上写下“不服”表示抗议。张远洋舅姥爷突然打开17法庭的窗户，试图从4楼跳下去，幸好被法警拦住。
5月9日周日凌晨一点半，法院准备的两辆警车就位，我和张远洋以及三位老人在几位法警的护送下，于2点到达张远洋家。
以上事实经过，已经我所知，如实叙述。请大家关注张远洋案，关注三位被拘留的公民，他们是：
张金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博导；
王艳辉，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导，国家863项目评审专家；
王晓钟，沈阳工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