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写一篇改革亟待过大关-写在 “十二五”之前的反思，因暂时没时间动笔，先简单写了几笔。

看完吴敬琏传（吴晓波著），心里无法平静。所实在的，之前对于政府经济学家，我并没有太多好感。现在认识上升了一个层面，我们处在转型期，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和政治和社会改造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引进的是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1978年之前，经济范式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那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斯大林修正了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老一辈经济学家只有融汇贯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用人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来解说现实，才有可能推动改革进程。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不得不面对新成长出的“极左”思想者，仍然要用他们能够理解或者他们所赏识的理论框架来讨论问题，争取获得改革共识。

吴敬琏先生写过改革还未过大关类似题目的书，我认为他是对的。增量改革实际是改良主义的，改革始终还没有触动真正的内部核心，无论经济结构还是政治和社会结构，都存在巨大的问题和隐患。我们之前盛赞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探索会不会成为制度路径约束，从而束缚继续推进改革前进的脚步？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更为基本，改革共识能否建立以及如何建立？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到底是改革本身之过，还是改革方式之错？来自广大基层的民粹或民族主义话语和思想将矛头指向了改革本身，似乎不改革或者回到改革之前才能解决或者避免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些模糊认识和少数极左分子的反改革鼓噪，形成了推动改革深入的巨大阻力。另外一重阻力来自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不希望国家走向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希望维持在“权贵市场经济”或“裙带市场经济”阶段，通过寻租来进一步剥夺和侵害公众利益，是一个打着改革旗号，实际做着破坏改革事业的群体。中国到底还有多少清醒地了解并认同改革开放的人，这是一个必须搞清楚黑白分明的问题。

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确实不会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好，但是，无论改革的方法是否存在错误，中国已经将改革推进到了半路，退回到之前那个社会，这样的结论明显是错误的。维持这样的“坏”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行；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坏”的市场经济继续改，改成“好”的市场经济。这是船到中流，不进则退的局面，我们必须果断及时地做出正确的抉择。

即将开始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国民经济的规划，而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的社会改革计划。“十一五”确定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其实更早以前就提出过，一直到十一五最后一年也未真正全面启动）必须重新启动，反腐败应提升到制度层面，国有企业改革应有新思路，全面开放民营经济进入国有经济垄断领域。通过反腐败、反垄断来缩小贫富差距。

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出现了中央政府有推进改革的愿望，地方政府和各部门广泛存在商界一些人联手结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采用各种对策拖延和阻挠改革，少部分极左人士公然鼓动一大批社会基层人士反对改革。坦率地说，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推进改革是非常艰难的任务。目前也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推动改革的力量，这需要中央政府拿出更大的政治决心和魄力。同时，应努力争取广大社会基层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种相持局面已经形成多年了，但是，同样存在不进则退的危机，时间拖得越久，就会把更多的支持改革者推向反对改革的阵营，丧失解决问题的良机。

在大关面前，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