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以略超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被通过，另有177张反对票，664张弃权票，其中一张反对票来自程贻举。程时为重庆市仪表材料研究所专家、民建重庆市委副主委。
同样投反对票的还有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黄于今年3月告诉本刊记者：在34名重庆代表中，“对三峡工程最用功”的就是程贻举，对不同意见的收集整理、主笔起草议案等，“他下了很大功夫。”
据黄济人当时写下的日记，大会之前，中央高层曾专门打招呼，对于三峡工程的任何不同意见，都不作为政治问题看待。如今他说，“持不同意见最用功”的程贻举即是一例，其当时表现得到肯定，不久后进入仕途，重庆升为中央直辖市的1997年，更被擢为副市长。
程现为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今年4月27日，在国家最高议事堂议事之余，他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他说：“我当年投反对票，不是完全反对这个工程，而是希望这个工程不要太顺利通过。太顺利通过恐怕没有好处，有些问题就可能不会引起方方面面重视。”
如今，由全国人大决定兴建的三峡工程已近建设尾声。在程贻举看来，情况比他当年想像的要好，很多疑虑在逐步消失，工程预定的目标也已逐步达到。
至于全面情况如何，他建议，国务院应就即将划句号的三峡工程向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做个汇报，“这是对人民负责的体现。”
20多年来，程贻举一以贯之的是作为一个代议者、议政者（七、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八、九届委员）对三峡工程的持续关注。下为其口述相关经历的整理摘要。
决议案之变
1992年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议案时，我起草了一份议案《请求专题研究与评价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经济与环境影响》，写了一个通宵，提了12条意见，A4大小的纸有十几页。
我做这个事的原因，就我个人而言，一来，我虽然是湖北人，但大学毕业后工作一直在重庆，对重庆比较热爱。二来，我1988年就是全国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愿望比较强，比较尽职。
就整体情况看，当时重庆代表中有一个气氛，大家普遍对三峡工程心里没有底，有些问题没有得到非常令人信服的答复。我起草的议案代表了绝大部分重庆代表们的意见。（据黄济人日记，后来还有四川其他地方的代表签名，一共51个。）再者，市领导也支持我们提意见，专门从重庆召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幸治国辅助我写议案。
当时我们不是完全反对三峡工程，但是我们认为，对大家发现、提出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研究和交代。世界大型水利工程的上游基本上都荒芜人烟，但三峡工程上游是重庆，当时是一千五百万人的大城市，还有万州等城市，世界没有这个先例。
议案递上去，由于重庆代表的意见比较强烈，李鹏总理凌晨三点钟（据黄济人日记，时间是3月26日）把重庆市委书记肖秧（1998年去世）叫过去问情况，肖秧后来告诉我们，他回答了三个方面，一、三峡工程对重庆有不利影响，重庆代表的心情可以理解；二、重庆代表虽不懂水利，但讲的意见不是毫无道理；三、希望中央派钱正英（水利部原部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志或其他同志到代表中来做一些说明。
当天下午，钱正英就到四川省代表团重庆组来。她的态度很诚恳，还做了一些承诺，如每年从三峡工程发电里每度提取一分钱，一年8亿元，来解决库区的环境问题。
对这个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库区污染的问题我考虑得很多。流水不腐，长江水过去是每秒几米流动，现在是零点几米，水不流了必然要腐。我小时候在长江边长大，那时长江水打上来后，稍微用明矾沉一下，就可以喝，还带点甜味。现在水是黄黄的，云阳小江的水华现象很严重。（2001年，国家启动为期十年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投入资金近400亿，资金来源非提取自三峡工程发电收入。）
经重庆代表们的争取，全国人大《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在通过前加进了一句话：“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
我在投票时还是投了反对票。我并不是完全反对这个工程，而是希望这个工程不要太顺利通过。太顺利通过恐怕没有好处，有些问题就可能不会引起方方面面重视。
移民外迁之变
湖北是我的老家，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但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应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看问题。相对而言，三峡工程对重庆弊大于利，对湖北利大于弊。
考虑到湖北和重庆的关系，我很早就提出了移民外迁。1993年的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我发言表示：三峡工程建好以后，对湖北防洪有很大好处，可利用的土地、产出的粮食就多了，部分重庆移民就可以安置到受益的湖北去。
1998年时，我又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大张旗鼓提出移民外迁，迁到包括湖北在内的三峡工程受益省份去。但这一次让我受了点委屈。
我当时讲外迁的理由是，重庆解决不了100多万移民问题，就地后靠很困难。结果香港一家报纸报道，重庆市副市长程贻举说重庆移民安置有困难有问题。他们断章取义，不说外迁，只说重庆移民安置有困难。后来，三峡办把报纸寄到重庆市，下面就议论开了。跟我很要好的领导说我最近怎么怎么，我说我没怎么怎么啊。我当时没有看到报道，不知道什么情况，让我感觉到很大压力。
隔了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个情况。就去找当时的市政协主席张文彬同志，张文彬说：政协会上的发言不追究法律责任，而且你讲的是事实，没有问题，你放心。我又主动去找市委书记张德邻，他安慰了我，并主动把报纸给我。我表示以后发言会注意点。
1999年，国家调整移民政策，加大外迁移民力度。我不敢说有我的功劳，但确实呼吁了几次，造了些舆论。现在看来外迁移民还是比较好的，给重庆解决了很多压力。
不过，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重庆库区一度失业率达到18%点几，2004年曾闹出过“万州事件”。按“三原”政策（原规模、原标准或者为恢复原功能）补偿，经费根本不够。
钱不够怎么办？靠对口支援。我当副市长时，曾对去对口支援省份要钱的人说：你们出去要钱不要低三下四，这是国家规定的，要理直气壮去要。但对口支援还是解决得不太好，有的条件好一点就多给一点，有的就不怎么积极，不像支援汶川地震灾区那样有明确的标准。我认为后期扶持就要采取比例，哪怕是财政收入的0.5%。（对口支援汶川地震灾区的标准为财政收入的1%）
个人疑虑之变
三峡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惟一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工程。我认为这一决策体现了民主。南水北调工程花的钱更多，不是由全国人大来通过，甚至未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现在各个地方出现卖官、决策失误、豆腐渣工程等问题，我认为是因为民主决策不够，人大的权力行使得不够。很多事情交给人大决策会好办得多，因为人大是民主决策，每个人都只有一票。
民主政治在向前进，走一步总比不走好。不管代表们懂不懂，拿到人大决策就是一个进步。代表们大多确实不懂三峡工程，如有的代表很可爱，说他不懂水利，他投的赞成票是对党的信任票。也有少部分人是懂的，像我这样原来不懂的人，钻进去后，也成了半个专家。这样就能听到不同声音，有不同声音，没有让工程太顺利通过，我认为是好事，可以让决策者的头脑更清醒、更冷静，让他感觉到有压力，对一些问题更重视。后来重庆直辖，也有三峡工程的促进作用。直辖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重庆这些年的发展很快。
现在看来，我觉得三峡工程比我当年想像的要好。当年我还有很多疑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很多疑虑在逐步消失，工程预定的目标也逐步达到了。但移民、环境、地质灾害等问题希望得到进一步重视。
2008年以来这三年，我都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书面建议，此前在口头发言中也提过，要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最起码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三峡工程的情况。这个工程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十八年过去了，工程差不多划了个句号，进行得怎么样？需向人民交个底，否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我想，通过汇报，肯定会发现一些问题，对后续问题会引起重视，得到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