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多前我没有六一
龚明德
我是一九五三年夏天出生的，我的六一当然不会有快乐的色彩。
我是六岁开始读书的，在我出生地两座小山之外的一座山脚的土坯房屋小学校念完了四年初级小学。不过，我回想起我的初小时代来却是满足的。
我记忆得非常准确，我初小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几乎是傻过来的。那时，稍微难一点儿的作业都是同班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同学帮我做的。但很奇怪，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从来不批评同学。至少，我在初小的头两年没有被罚过站、没有挨过老师的骂。
到了初小的三年级，我意外地变得聪慧起来。
当时来了一个贾老师，他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多岁。贾老师爱拉二胡，他教书的教室的一半是我们三年级、另一半是二年级，也就是复式班。我就代替贾老师，给二年级上课。每天下午，我都翻过两座小山来到学校用红色的蘸水笔帮贾老师给二年级学生批改作业。我特别喜欢改完一份作业后在空白处写下有些草体字的“阅”，还有判分写的两位阿拉伯数目字下面的斜斜的两横。
初小的四年级，也是一直给贾老师当义务“替教”。
小学的五年级和六年级，我们那里当时叫“完小”，要到公社的一个名为“谢家台”的地方去读。来教我们的老师是芮老师，他的名字我记得起来，是芮大钧，
这个芮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死命折磨我的人。
但是，我崇拜芮老师。第一回看到芮老师吃饭时的端碗动作，是用左手的大拇指和蜷起的食指最里面的一节夹着碗檐。我觉得这样夹着碗檐真好看，于是我就开始也这么夹着碗檐吃饭。
待到一年多以后，才发现芮老师的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都断了一节。等到这个死命折磨我的人开始折磨我时，我在背后全在心中呼喊他是“芮爪子”。这个“爪子”是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手残疾了。
芮老师死命折磨我，就是他把我定为班上的“阶级敌人”，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把我的家庭出身由“下中农”填写成了“贫下中农”。
我当然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是“下中农”，但是当年总是把“贫下中农”放在一起说，我也怕我被视为“中农”的后代，就动用十多岁的智慧，这么“擦边”了一下。不料，这个芮老师根据与我同村的一个贫农的儿子的揭发，盯上了我，把我作为反面典型大整特整。
正面临考初中啊，但是白天我全在被罚站反思，只有夜间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自习。
残忍啊，残忍……
好在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上半年，县中学还是敢于实施“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试后的成绩，我虽然不在保送之列，却仍然以分数得到了录取通知。
我的这一次的挨整，使得我一辈子都不敢亲近手中有权的人。
苦难终于到来了。
一九六七年的春季，刚开学，我们南二中的十四岁以上的学生由老师带领着到北京接受领袖的检阅。我，却偏偏不足十四岁！
整个少年时代，尤其是青年时代，都被伟大领袖给毁了！
很快，回到原校复课闹革命，我回到公社的耕读中学继续读初中。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被耕读中学的沈校长看上了，他要我终止学业参加教书。
这是一九六九年秋天的事情。
于是，我从此告别了少年的读书生活，开始挣钱打工的苦差。
一九七五年暑假前，来了一个内招读大学的名额，我不顾不带工资的苛政，坚决抓住机会去读了三年的工农兵学员的书，但还是没有摆脱命运。一九七八年大学毕业，仍被留校教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