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潮”不可能引发外企“逃离潮”
 
                   鲁宁:2010年6月10日东方早报社评
 
从本月初起尤其是本周以来，“‘加薪潮’开始蔓延”、“外企考虑迁离珠三角、长三角”、“向越南、印度转移”之类的报道，在国内媒体多了起来。
 
读者们当还记得，大约2年前，在《劳动法》修订和《劳动合同法》颁行前后的数月间，类似的报道曾一度密集地出现在国内报刊的版面上。可结论怎样，事实早已作了回答。
                 
作为“劳资冲突”软着落的针对性举措之一，富士康在大陆企业最近连续两次宣布为员工增加底板薪资，第一次平均加薪幅度为30%左右，第二次再增60%以上。查阅“总掌门人”郭台铭及富士康其它高层人士近期的公开谈话，并无证据显示富士康“大幅”为员工加薪系政府所逼。有媒体援引无姓无名“人士”的话，说富士康此举将增加年用工成本50亿元云云，其实任何企业用工成本之高低，最权威的数据当来自税务部门，因为用工成本在税前列支并在缴税时扣除,而企业所得税只占企业利润的“小头”，就算用工成本增50亿元，企业利润则最多下降原先的三分之一。
 
众所周知，富士康的绝对控股大股东海鸿集团是上市公司。相对于媒体虚实难辨的报道，大陆和港台十数家券商的分析师们要严谨许多，他们提供的分析报告普遍认为，加薪对富士康业绩有影响是肯定的，但没有坊间所渲染的那么可怕，最迟在明年四季度，富士康业绩将重新企稳回升。大陆和港台的分析师并非盲目乐观，更非有意误导投资者，他们的判断建立于富士康虽为代工企业，但它毕竟不是为“衬衫和卫生巾”代工，而是代工于中高端微电子产品，何况，富士康在大陆企业，都在持续进行产品档次的升级换代。就事论事，用工成本增加，郭台铭比大小股东们更心痛，可郭台铭近日在台湾的股东会上却豁达地向与会者强调“加薪促使我们加快转型升级”。
 
迄今为止，没有可信的统计数据可以支撑“加薪潮”将引发外企“逃离潮”之耸人听闻结论。相反，有大量事实可以确证，二者从来就不存在直接而普遍的因果关联。我们举例证之：
 
输入产业园和腾笼换乌两组词汇百度一下，费时0.09秒,跳出相关网页57500篇，事实是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以来，包括上海在内的东部沿海大小开发区皆根据自身实际，开始有步骤地腾笼换乌。“腾”也----综合运用法律、税收和财政补偿手段，鼓励而非限制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换”也，借助政杠杆欢迎和奖励中高端制造业入驻。制造业档次提升了，工人平均薪酬随产品附加值提高十分正常。那些以成因不同的“零星案例”作出“加薪潮”势必引发“逃离潮”判断的人，不妨就近到本市数十个“国、市、区、县”产业园区作个哪怕走马观花的采访，看看上海各级政府是在想方设法限制外业批量外逃，还是在积极实施腾笼换乌----实施效果总体如何？再譬如在浙江和江苏诸多产业园区，招商引资早已告别“捡进篮子都是菜”的做法，地方政府近几年越来计较所换之乌的含金量，是为引资先决条件。观念理念之变，只缘粗放式、低层次、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在“先发地区”已普遍走到尽关，不换乌就难以“再持续”......
 
行文至此有必要讲点常识：任何企业都不会盲目挪窝，决定企业外迁的决非仅仅是用工成本增高。企业是否挪窝，除用工成本，还须同时计较物流成本、上游产业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下游市场的就近性、栖身地商业环境、市场秩序、法制（治）水平、行政监管规范程度、投融资条件、资金使用成本、人才集聚程度、信息收集利用便捷程度、政府服务能力等一系列复合因素，须作综合考量才会慎重作出转型升级还是维持现状、走还是留的决策。换言之决定企业进退去留的根本因素是“比较优势”......若进一步把视野打开，产业跨地区、跨国界转移与全球化进程相伴相随，1980年代未始，欧美传统制造业大举登陆中国东部沿海，1990年代中期始，日韩制造业大举挺进中国，而不是选择用工成本比中国大陆更低的越南、柬埔寨、泰国、印尼等国，根本原因也在此。
 
毋庸置疑，一线职工普遍工资过低是制约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坦白言，“加薪潮”不是来得太早而是来得已太晚。眼下，在决策、政策、行政规制、地方法制、舆论、一线职工心理期盼六个层面，“加薪潮”虽还未真正来到，却已蓄势已久。至于为一线职工适度加薪如何操作，早报周二的“东方评论”已有所浇浅析，相信决策层定会多方听取意见，兼顾各方利益、分别不同情况作出稳妥安排。
 
但有一条断可相信，“加薪潮”一旦真正来临，不可能引发外企恐慌性“逃离潮”。相反，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它将利于国内不同地区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提升制造业档次，促进经济结构尤其是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拉动“中国制造”再上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