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煤炭局长诬告折射出“腐后反腐”的困境

杨于泽

    山西临汾市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亲自办矿，在法庭上揭发县委书记乔建军索贿5000万元。《21世纪经济报道》昨日报道，山西省监察厅、临汾市检察院反贪局的调查结论是：“乔建军索贿5000万元为无中生有，纯属诬告。”

    澄清了县委书记乔建军，但郝鹏俊亲自办矿20多年、身家3.3亿元，难道其成功真的只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襄汾溃坝事故发生后，临汾市所有矿山企业都停产整顿、排查隐患，郝鹏俊的成南岭煤矿却照旧生产。个中除了其个人“胆识”，郝鹏俊真的就不必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吗？

    郝鹏俊非法违规办矿，蒲县上下尽人皆知，却能坚持20多年，其“发展”环境可谓宽松之至。他的胆子从何而来?是谁撑起了他的保护伞？我们当然可以说，郝鹏俊先后担任蒲县地矿局长、安监局局长、煤炭局局长，一路大权在握，担任局长的郝鹏俊保护着办矿的郝鹏俊，他的套路就是以权谋私。

    但郝鹏俊本人并不这么看：“我上面有人，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中纪委没有来检查我，如果来了，中纪委也是我的朋友，同样能够摆平。”这里边当然不乏吹牛唬人的成份，但实话实说当亦有之。像郝鹏俊这样“官煤两栖”的能人，必定世事洞明，只讲个人主义，只顾一人发财，不懂公关，不去争取“宽松环境”，是难以想像的。

    郝鹏俊当庭揭发县委书记乔建军索贿5000万元，现在调查认为“纯属诬告”，但真正的受贿索贿人也不是没有，只是郝鹏俊没说。他不想揭发，出来混的人都讲“义气”二字；他也不敢揭发，揭发的结果是玉石俱焚。留着受贿索贿者坐于朝堂之上，多少还可以对自己施以援手，以备不时之需。没有索贿受贿的遭诬告，真正受贿索贿的却乐得逍遥。

    这是一种反腐模式的困境，这种反腐模式可以称为“事后反腐”，或者干脆就叫“腐后反腐”。腐败已经发生，有人举报、揭发，或者发生“窝里反”，问题暴露出来，有关部门再去查处。这种模式的反腐，实际上是反那些被举报、被揭发的腐败，而不是针对全部的腐败，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更多的腐败，注定了是不会被举报、揭发出来的。既然腐败已经发生，金钱、财产、珠宝字画已经发生产权转移，基本上都是神不知鬼不觉，外人焉得而知？行贿者与受贿者成了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受贿者手中的权力是与行贿者“资源共享”的，举报受贿者等于往自己的伤口上再扎一刀。也不排除“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况，但拔过萝卜的人都知道，拔出的萝卜通常是不带泥的。

    “腐后反腐”的的困境就在于，我们明知腐败存在复杂的利益链，我们看见腐败背后黑影幢幢，但我们没有证据指控更多的人。被郝鹏俊揭发的县委书记被证明是被诬告，而真正拴在郝鹏俊利益链上的人仍然大权在握，成为埋在他后路上的伏笔。郝鹏俊落马，当然会对腐败分子产生“警示”作用，但郝鹏俊宁诬告而不揭发，未尝不是对腐败分子的鼓舞。

    “腐后反腐”，不如防腐，制止腐败于未然。权力既已腐败，其中的利益纠结错综复杂，经常使得反腐者感到力不从心，反腐只能点到为止，或者知难而退。反腐败于未然，可以防止利益纠结，使反腐工作相对单纯，从而事半功倍。而世界政治文明史已经证明，通过权力制衡、监督机制等制度安排，可以驯服权力，达到防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