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又临选择
中国的文学与社会，总是宿命般地唇齿相依、难分难解。今天，当和平崛起的中国，置身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语境中，决心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时候； 中国的文学也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又一次面临新的选择。这个路口一面的路标是“现代性”，另一面的路标是“民族性”。在漫长的文学发展路途上，我们已经数次 遭遇了这样的选择，而这一次的选择似乎格外严峻和艰难。因为中国的文学和社会一样，已进入整个世界格局中，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已不再是自己的事情；因为新时 期以来文学已有30年的历史，巨大的惯性容不得人的主观改变。文学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要写什么、怎样写，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有 着广阔的空间。但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文学则是它的形象的体现和精神的象征。它需要有一个总的主题、总的精神和总的风貌。这是当下文学应当作出选 择并不断实践的课题。
从1977年到今天，中国文学30年的历程其实是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的。1977年至1989年是为“新时期文学”。1990年至现在，有学者把它称为 “后新时期文学”，我把它叫做“多元化时期文学”。这30年的文学历史，正是一个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不断选择、探寻、实践的历史。二者时而冲 突、时而融合、时而分流的历史。新时期文学的十几年，是以“现代性”为目标的一个时段，但却始终背着历史的重负。多元化时期的近二十年，是以回归现实、回 归“本土经验”为走向的一个时期，但市场经济文化使文学的形象变得暧昧不明，多元化格局中缺少一个具有民族气派和个性的文学主潮。我们肯定30年文学成就 煌煌，但它存在的问题也是无庸讳言的。而问题的“症结”，正是出在对“现代性”、“民族性”二者关系的把握上。
对于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就逐渐成为研究界的一门显学了。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文学应当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等 等，自是见仁见智。鲁迅早在1934年就说过“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 面也是一条路”。（鲁迅：《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证明，“外国的良规”和“中国 的遗产”都是不可偏废的，只有把二者进行融合，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才是文学的兴盛发达之路。所谓文学的“现代性”，是以西方文学所体现的文化思想和审美形 式为标高的一套艺术规范。它是现代的、先进的、精致的，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100年来的文学孜孜以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和属性。“现代性”已成为中国 文学的一种精神、一种传统。自然是“中国化”了的。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和个性特征，它同样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 大部分。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在世界文学中也是最具有特点和魅力的一种。但在长期以来不间断的文学革命、创新、实验的过程中，文学的“民族性”渐渐断 裂、式微，导致了在某些时段文学的无根状态和无序发展。
一个时代的文学总要有一个表现重心和发展取向。对于当下文学来说，它的探索、追求应是双向的。一方面要继续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轨迹，坚持知识分子的启 蒙立场，倡导人文主义精神，汲纳西方文学的审美方式方法，推进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另一方面，则要坚定地探索、拓展文学的“民族性”道路，回归传统 文化和文学，发现和创新民族文化思想以及审美经验，鼎力促使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实现民族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交融，用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丰富世界的文化和文 学。从这个角度讲，坚持文学的“现代性”和促进文学的“民族性”，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们需要“现代性”，我们更需要“民族性”。文学就像一颗大树，以 “民族性”为深厚根基，以“现代性”为发展目标，它才会根深叶茂、茁壮生长。
现代性：未竟的工程
上世纪90年代初，受一些西方学者的影响，中国的个别学者曾经宣判了“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文学”的开始。舆论一时哗然。但人们又马上注意到，德国当 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早在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论著中，就反驳了后现代主义者“全面告别现代性”的理论，毫不含糊地指出：现代性“不仅没有 完成，而且有待继续”。“现代性：一项未竟的工程”。既然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还没有完成，现代文学也在继续。作为后发的现代中国，自然不能抢在头里，匆忙定 论。于是“现代性终结”理论偃旗息鼓。
不管是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战略，还是精神文化建设，亦或文学艺术发展，我们还都不能说“现代性”已经完成。尽管我们为此而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已进入一个现代 国家的行列，但现代化的目标依然遥远。也许经济、科级的现代化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而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的“现代性”，无疑是一 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既往百年的“现代性”，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为标尺的，而在全球化越来越变成现实的今天，各民族国家特别是东方各国（如日本、韩 国、中国）的文化思想、价值理念，也将成为“现代性”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从而成为一种更加鲜活、丰富、博大，也更具普世意义的人类理想。对中国来说，它要 用西方的价值理念改造和提升自己，同时把西方的东西中国化，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它还要把自己的传统实现现代转换，参与世界的“现代性”建构。这是一个多么 复杂、浩大的工程。中国文学向来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它不仅要参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历史的发展中承担改造“国民性”和建构民族精神的重任。 与此同时，它还要在“现代性”和“民族性”之间，不断地求索、实践，努力形成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的民族文学。文学的“现代性”历程将于国家的“现代化”历史 相随相伴、携手同行。
回顾30年的文学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行追寻“现代性”的艰难脚印。新时期文学中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是在决裂“文革”文学、重续 “五四”精神的潮流中迅速崛起的。“民主”、“自由”、“科学”成为文学的突出主题，“启蒙”、“批判”、“立人”成为作家的自觉担当。王蒙、蒋子龙、高 晓声、张洁等成为引领文学潮头的重要作家。但是，在今天看来，新时期文学其实包含了许多陈旧、保守甚至是“左”的东西。譬如庸俗的道德评价标准：“造反 派”都是一些“坏人”、“奸臣”。而老干部、知识分子一律是“好人”、“忠臣”。譬如带有封建色彩的人治思想、“青天”意识：一个厂子、一个村子，“改革 家”登高一呼，就会群起响应，旧貌换新颜；冤假错案，扑朔迷离，“好官”一到就会“水落石出”。这些观念和描写，在“五四”作家那里都不会出现，但在80 年代作家身上却屡见不鲜。80年代中期起步的先锋、现代派作家，正是看到了前辈作家不彻底的“现代性”，看到了文学还在旧有的模式中滑行。于是另辟蹊径， 开辟出一条在他们看来是真正的现代派路子。他们直接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的影响，更关注的是个人的内心世界、生命体验，思考的是一些人和人类的形而上问 题，在艺术表现上借鉴了诸如意识流、荒诞派、象征主义、原叙事等种种方法和手法，推出一批新颖而怪异的现代作品。然而，这些年轻的作家对现代派文学的理解 并不深入，他们更多借鉴的只是一些“皮毛”。他们表达的感觉、体验和思想，也很难与绝大多数读者沟通。特别是在艺术表现的形式上，常常变成一种技巧和文字 的游戏，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很有点“水土不服”。先锋、现代派作家的文学实验是有价值的，但也注定是短命的。此后，余华、苏童、马原等作家都逐渐向现实主 义、“本土经验”回归，才真正立足于文坛。
在一个文学遗产悠久深厚，现实主义文学根深蒂固的国家，文学的“现代性”必然是曲折而艰难的。但中国的文学必须有一个“现代性”的远景目标，这是激活它的 生机、提高它的品格的必经之路。
民族性：漫长的回归之路
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史上，“现代性”始终是一个“主旋律”。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些学者提出要以“现代性”作为发展主线和整体框架，重写20 世纪文学史。我们并不否认，“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审美理想，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根本性、革命性的变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的进 程中，有时是以压抑、排斥、牺牲“民族性”作为代价的。然而，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并没有因此断裂和消失。相反，它以顽强的精神、多样的形态，在文学发展 中生生不息、开花结果，丰富和成熟着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化浪潮、面对各种文化风云际会，才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是多 么伟大和珍贵，百年文学在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中走了多少弯路，中国文学只有坚定地回归和重建传统、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近年来学界正在重新解读“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如果用80年代的眼光审视，就会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功利化的文学形态。但现在学者们站在“民族 性”的角度去观照，就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美化当时的文学，它确实存在着历史局限和诸多失误，但在继承、改造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方 面，却是开创新局、卓有建树的。譬如赵树理小说对民间文化和民间说唱文学的积极借鉴，譬如梁斌《红旗谱》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展示，譬如《林海雪原》、 《铁道游击队》等对古典侠义、传奇小说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的巧妙汲纳……
在新时期以来30年的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强劲的“民族性”潮流。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受戒》等一系列小说，淳厚的传统文化韵味和娴熟的古典 小说技巧，冲击了当时喧嚣的文坛，影响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孙犁的《芸斋小说》，继承了古典笔记小说的写法，灵动、含蓄、凝练，展示了传统叙事方法的无穷魅 力。二位前辈作家，以他们深厚的修养和精湛的创作，承传和广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精神和表现形式。
更有标志性的文学现象是，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和近年来回归“本土经验”的创作思潮。与先锋、现代小说出现的同时或更早，“寻根文学”突兀而出。这 是一个有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的文学流派，其主体是一些“知青作家”，代表性的作家有阿城、郑义、韩少功、郑万隆等，他们那些古朴而奇异的小说至今我们还记 忆犹新。韩少功的言论集中代表了这些作家的文学观念。他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的 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韩少功：《完美的假定》，作家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寻根文学”是在西方文学特别是在拉美文学的激发下萌生的，表现了这一代作家寻找民族之根、“与世界对话”的一种雄心。尽管他们在理论上还很混杂，创作上 坚持的时间也不长，但这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次自觉的、大规模的向“民族性”的回归，其意义是深远的。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依然是以多元态势向前发展，但人们又 明显地感受到，一个回归“本土经验”的文学思潮正在潜滋暗长。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铁凝的《笨花》等，或表现乡村文化的衰落，或反思农 村历史的变迁，或展示独特地域的民情风俗等等，都蕴含了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发掘着一种“本土经验”。这些作品在一个时期内的同时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反 映了我们的作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现代化的重新审视，对“民族性”的再度观照。
鱼与熊掌须兼得
泰戈尔说过：“每一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个部分。熄灭任何一盏民族的灯，就意味着剥夺它在世界庆典里的应有位 置”。（【印度】克里希那·可里巴拉尼：《泰戈尔传》334页，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一个民族的文学就是一个民族心灵的明灯，它属于民族自己，也属于全人类。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想在世界文学中独放异彩，就必须在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根基 上，坚守自己和发展自己。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已经渐次展开，各民族国家之间，科学技术的普及、政治体制的借鉴乃至文化思想的渗透，都成为“水到渠 成”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个民族被“他者”全面“殖民化”和“格式化”，进而丧失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就变得十分容易。因而，强化文学的“民族性”， 努力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就不仅仅是文学领域的事务，更是关系到塑造民族形象和文化精神的大事。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博大精深和现代价值，近一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和推崇。是的，在传统的文化和文学中，确有许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 糟粕，譬如封建迷信、等级观念、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等。“五四”文学以来，这些均属于“革命”的范畴，今天我们依然要坚定地批判、扬弃。值得 警惕的是，这些陈腐的东西，在今天的文学中有沉滓泛起的迹象。同时，我们要更自觉地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和文学中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精华，把它转化成今天文学 的生命、血肉和精神。譬如传统文化和文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谐理念、中庸之道、修身养性观点等等。譬如中国古典小说丰富而独特的叙事方法和方式，古 典诗词的格律和技巧等等。现在国学研究和普及的热潮，就显示了人们民族精神的觉醒。有人担心这些传统的东西，能否适应现代社会？能否被广大读者接受？这里 的关键在于现代转换。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性’根本无所附丽”。（余 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8页，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有许多是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是可以成为“现代性”中的 核心价值理念的。我们已经在回归“民族性”中迈开了坚实的步子，但依然任重道远。
如上所述绝不意味着要放弃“现代性”。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远远没有“终结”。中国将后的文学仍要以“现代性”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但“现代性”应该是一 个动态的、不断建构的概念。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价值体系，有些部分仍有旺盛的生机，有些部分则显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理应扬弃。让我深思的是，新时期以来 30年的文学，我们口头上大讲要“现代性”，但“现代性”的追求总是虎头蛇尾。在当下的文学中，坚持现代探索的作家竟然越来越稀少，这是极不利于中国文学 的健康发展的。“现代性”应当海纳百川，“现代性”应当与世推移，熔铸一种面向新的世纪、新的世界的价值体系，可以说我们还“在路上”。
“现代性”与“民族性”，有如鱼与熊掌，我们需要兼而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