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在一份报告中认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行政处罚也不适用。他建议国家在刑法中增设相应条款，对这类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针对郑教授这种高论，当时我写了一篇《为“超生追究刑事责任”的建议叫好！》的文章大力“支持”他的观点。两年过去了，如今郑教授仍然积极推销他的“超生追究刑事责任”的理论。近日他写了两篇文章，为他的理论提供“依据”，一篇是《某农民生10个孩子后累死——超生案例之一》，另一篇是《大老板生9孩，怎么办？——超生案例之二》。下面是郑教授这两篇大作的主要内容：

 

第一篇大作：“粤东某地一户农民，发誓要生育12个孩子。他说今生今世不能留下别的财富，但要留下12个孩子……就在生了第10个孩子后的某一天，这位勇敢的生育家停止了生育。他带着还差2个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把10个孩子留给了比他小6岁的妻子，留给了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

 

第二篇大作：“一位大老板9年内生了9个孩子，他们上学后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一个年级一个。有一次，这位老板拿210万元到学校交学费，问：‘够不够？’阔气十足。他严重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有关部门拿他没有办法。罚款，不怕。按照现行规定，罚多少，交多少，甚至还可以多交，预交。行政处罚，更不怕。老板没有公职，无所谓行政处罚。”

 

郑教授写这两篇文章，用意是很明显的，他说：“鉴于控制人口规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些严重超生和其他破坏人口控制工作的行为对社会危害很大，而经济和行政处罚的作用有限，建议国家在刑法中增设相应条款，对这类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郑教授在这两篇文章中，并没有说明“某农民生10个孩子”与“一位大老板9年内生了9个孩子”究竟占人口的多大比例？有没有千分之一？是不是因为“某农民生10个孩子”与“一位大老板9年内生了9个孩子”这两个特例，就会使中国人口爆炸？按照这种逻辑，据英国《太阳报》、《每日镜报》报道，英国妇女尼科拉-普里德汉姆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中，她一共生下了20名儿女，是不是说英国更加是人口爆炸了？是不是说英国更加应该实行“超生追究刑事责任”？

 

计生支持者的惯用伎俩，就是大肆渲染一些极个别的超生特例，企图给人们一种印象：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就会变成生育狂。事实如何呢？在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台湾省和香港，生育率只有1.0左右，比欧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低得多；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不到1.0，比政策生育率还要低。也许有人要说中国农民的生育愿望很高，然而，我在《“中国人喜欢生孩子”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一文里已分析过：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民只能靠养儿防老。如果有社会养老保障，农民也不想多生孩子。计划生育可以说是舍本逐末，一方面不许农民多生孩子，另一方面又不去建立全面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