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到学校听美国加州杰普曼大学( Chapman University) 传播系教授贾文山博士讲跨文化传播。这是第四讲，主要介绍中国资源对于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其中介绍了“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如何由中国文化资源而获得了可以由西方学界接受的“普世性”。这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几代学者的调整和完善。

     他在最后的讨论环节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还有哪些中国文化资源可以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普世性理论？我有一个想法，一直没有得到发言机会，主持人几次提醒传播学专业的老师发言，也使我这个搞实务的人心里也不是很有信心。我想说的其实是一种感慨：即，每当我与外国人接触、交流（其实很少，也不深入），或者我看到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功地交流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浮现出最初出现于《论语》、后来被化入《三字经》更广泛地流传的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其中，“性相近”（其实是相同），指的正是人类的共同属性，人都是差不多的。而“习相远”，则指文化差异。其中“性相近”是基本的、根本性的；而“习相远”，则并非具有根本性。正是因为“性相近”，所以，人类无论有什么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隔膜，在本质上是相的交流并相互理解的。

　　就如，“面子”，本来是在中国文化之中的概念，是中国人际交往的特殊概念。但是，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可以为西方人接受，作为他们解释人际交往的模型，这本身就说明——“性相近也”。人与人都差不多。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语出《论语•阳货》。孔子说这话的语境，本是用来说明教育的交通。后来化入《三字经》，接上最开头的两句“人之初，性本善”，则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更窄了。但是，我觉得，以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人类的透彻认识来说，它是指“跨文化传播”的。其实，以孔子宽容的文化观来看，这样理解孔子的话也不为过分。

　　　我以前曾经看过这样的观点：人类文化的差异是难以跨越的。这样，文化和文化的差异就给人很坚硬、很沉重的印象。令人对“跨文化”的交流失去信心，令我们对“非我族类”总是心怀警惕。

　　　但是，贾文山老师的跨文化传播观则似乎更为轻松、有信心。即以他气象的四种跨文化传播视角（perspectives）而言，其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的理论看起来是他很喜的。这也是我喜欢的。因为它不承认有不变的文化本质。它突出的是传播，而不是文化。“传播”的功能，就在于改变“文化”。“传播”是一种创新变革的力量。在这种观点中，文化是个人的，是由自己的经历决定的。

     如果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的文化研究和相关媒体传播（如《河殇》）给我们这一代人内印上的“文化决定论”的沉重印记，那么，这种“建构主义”的文化观，之所以带给我一种解放感和轻松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我也怀疑它低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尽管如此，我仍然友喜欢这种理论。这是一种价值态度。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并且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理解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