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中央日报》转载《财讯》周刊文章称，鸿海集团（富士康）在大陆发生的一系列跳楼事件看似普通的企业悲剧，其实背后隐藏着“三大秘辛”——遭遇媒体、官司和官场的三大劫难。

　　文章直言，有关富士康跳楼事件报道，大陆媒体尤其在CCTV“带头评论的推波助澜下，事件才不断扩大到连他都招架不住的地步”。文章说，大陆媒体高度「近亲繁殖」，四年前郭台铭与《第一财经》之间的PK犯了众怒，这一次富士康史无前例的开放园区给二百多家媒体拍摄采访，其实起到的只是“反效果”。

　　同时，该报道还认为大陆在对待富士康与华为、比亚迪等陆资企业上没有“一碗水端平”，大陆官员也没有出来力挺富士康的痕迹，致使富士康遭到“修理”……字里行间夹杂着一片强烈的质疑声、指责声，引人关注亦值得反思。

　　首先，对于一向贴着“民主标签”的台湾媒体，无奈之下选择捅破两岸媒体异质性的“马蜂窝”，不仅无益于引导两岸社会客观准确地看待跳楼事件，更无助于深化两岸传媒交流与合作。其实，当台媒把矛头指向大陆媒体，指责他们有意渲染使得跳楼事件成为国际新闻，背后的起因是郭台铭6月8日在股东大会上，指名道姓称台湾媒体是跳楼连锁反应的主犯，不干正事而为了“丑化他”。可以说，郭董此番表述是台媒质疑的“导火索”。

　　其次，台湾媒体重翻富士康与比亚迪的“旧账本”，臆测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仗着全国人大代表、凭着缴纳比鸿海更多的税收，铺就着更牢固的地方、司法等关系网。而且在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素基础上，更把媒体拉入浑水沟，所谓“力挺小王、暗讽老郭的态度更是昭然若揭”，无疑牵强附会，归根结底还是过不了被郭董谩骂那口气，执意反唇相讥。

　　最后，更不理智的情况出现了——台媒试图把单纯的经济事件政治化，文章甚至例举出鸿海“告御状”的情形，把郭台铭结交的大陆官员说了个遍，目的在于把责任消失于官场政治的无形。该报道最后还戏剧性地“骂”了郭台铭——“在一场市、省级领导云集的餐会上，郭董担心时间不够，打断一位被视为明日之星的市长级官员简报，直接要求向省委书记反映问题。此言一出，当场顿时鸦雀无声，这位明日之星也只能尴尬坐下。”

　　总言之，如果单单从媒体报道的角度来说，该报道可谓一气呵成。然而，当时下的媒体责任需越加发挥其整体价值，“解严”多年的台湾媒体市场理当扛起大旗，在两岸媒体合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才是。当然，再要从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大局出发，富士康跳楼事件激起台媒的不应是气愤和指责，更多的是对大陆台商生存环境、产业转型、企业文化等实质性、关键性的思考，激发出更多积极友好的解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