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到9日，我们住在苏黎世市中心的亚历山大酒店，酒店就在横穿苏黎世的利玛河边上。每天早上，我都会在踏着晨晖在河边散步，然后在岸边的石椅上静坐遐想。

图片说明：我静静的注视着利顿河的对岸

     来到瑞士，我心里有些激动。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居然出现了若干个和我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卢梭、爱因斯坦和加尔文。

     卢梭对我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的著作《忏悔录》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大学最后一个暑假，我无意中搞到了这两本书，并如饥似渴的读完。读后我非常的激动，在到许良英家拜访时，谈到了对这两本书的读后感，并因此让许良英对我有我思想比较解放的感觉。现在看来，卢梭的这两本书让我行成了关于民主的初步的认识，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极大。遗憾的是卢梭当时主要在日内瓦活动，我这次由于行程的安排，没有能够亲自到日内瓦去近距离感受卢梭。于是只能在利顿河边，参考他的《日内瓦湖畔的沉思》，写下了这篇《利顿河边的遐想》，以纪念他在人类民主进程中所做的巨大的贡献。

     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理工大学毕业以后，他想留在校内教书，可是由于他的个性，最终没有留下来。后来经人介绍他来到专利局当了一个专利审查员。在这期间，他先后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相对论的发现，使他成为影响人类科技进程最重要的科学家。在伯尔尼，现在还有爱因斯坦的纪念馆，可惜这次我没有机会去参观。在我来瑞士之前，瑞士文化局还在北京科技馆举办了爱因斯坦展，许良英希望和主办方联系送一套他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一生都在研究爱因斯坦，他的研究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加尔文对我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他在宗教改革上的努力和奋斗。在16世纪初的欧洲是神权至上的社会结构，人们只能通过教会入教，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被教会牢牢的控制。其中最为黑暗的是当时的人们一旦犯了罪，只要向教会缴纳相应的钱，就可以免除罪责，也就是赎罪券。加尔文在当时第一个提出通过《圣经》就可以信教的观念，这让人们可以摆脱教会的控制而又能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第一次将欧洲人从神权控制的体系中挣脱出来，由此导致新教徒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觉醒。加尔文作为改革大师，不但对欧洲的改革产生了直接影响，他也会对中国的深入改革产生影响。

     但让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无论是卢梭的民主观还是加尔文的改革观，抑或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近代史上影响人类文明历史最为深远的创新都是在瑞士？而这些创新绝大多数是思想的创新，打开了人类的天窗，为什么他们独独在瑞士出现呢？

     我在利玛河边静静的沉思。

图片说明：我在利顿河边

     就在我们要离开苏黎世的那一天早上，我突然领悟到了事情的根源。瑞士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度，这在欧洲的各个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这个国家是由不喜欢德国的日耳曼人、不喜欢法国的法兰西人和不喜欢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组成的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家。瑞士也因此行成了严谨而不失灵活，浪漫而不失朴素，散漫而不失创意的国家性格。而杂居的优势则是那里的人们对新的观念有比其它国家更大的容忍度，因为杂居意味着多元化，而多元化则意味着人们对新的事物有天然的更为强大的容纳能力。试想如果当时加尔文在罗马，他的言论也许还没开始传播，就会被扼杀在宗教法庭之上。也正是在瑞士，加尔文才得以较少受到干涉，能自由的发布他的言论，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现代意义上的“粉丝”，有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当加尔文、卢梭的离经叛道的言论和思想在传播到瑞士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之后，才引起宗教势力的重视，但是为时已晚，因为这样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结构正在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人们不再是只听一种声音，只用一种逻辑思考，只以一个方式行动。回顾往事，我们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也经历了九十年代的实践理性的洗礼，现在的人们则是在思考大国崛起中的中国前途。

     中国要进行创新，就需要更多的个性的东西，未来三十年的天下将是那些充满个性的年轻人的天下；而中国，也将从三十年前一个整体的单一的社会走向一个多元化的充满个性的社会，中国将真正的迈入个性的下一个三十年。这也是我从瑞士的历史中看到的中国充满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