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具神秘色彩的政治事件之一,中共中央二把手林彪叛国出逃坠机死亡的经历者,他所知道的是历史的真实。因为政治的需要,他不得不被审查、被政治的需要所迫害。他不能自拔,不能发展自己,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自由,他必须为此事件隐藏自己。这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应该知道。但是作为当时的副机师,监视林彪叛逃的飞机也是一种坚守岗位呀。
也许正因为此,作者用了这样的题目来写实。
这是有感而发的同情性的表达,不属于励志类的文字。从现实来看,社会进步很多,政治的迫害已经很少。相比较而言,打击贪官腐败分子,要悠着点,否则打穿了,那就不现实了,都被抓到监狱了,谁去管理?谁去为人民服务?
怀旧的感情到此为止吧!向前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谁是最可爱的人?不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因为他们大都垂垂老矣,很多人都无能为力去帮助他们?帮助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是最可爱的人的时代意义已经凝聚在泛黄的中学语文课本里了。
最近的骚动性的罢工,就像品牌企业受到敲诈一样,先捂住再说吧,私聊成了褒义词!因为中国的罢工潮或者社会需要转型的代价已经是全球性的了,不仅仅是中国一家的事情。谁敢说富士康的自杀事件与苹果公司乔布斯等没有关系?与美国、欧盟、澳洲铁矿石没有关系?正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压低价格才迫使中国的企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们的压榨,才导致工人工资低下。
如今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是农民工了,而是有知识的劳动者,他们不跟你玩了!美国一味的指责中国倾销,你为什么不指责美国的剥削本质?
(略)
【凤凰网】
乔海燕
下了班,去康先生家。与他约好了晚上见面,向他询问点事情。康先生叫康庭梓,70多岁的年纪,虽然退休,仍受聘在原单位上班,白天见面不方便,只能晚上去他家。
康先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曾经是空军专机34师的飞行中队长,“9.13事件”中那架256号专机的副驾驶员。1971年9月13日夜,他在山海关机场,亲眼目睹载着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的256号专机滑上跑道,强行起飞,冲向茫茫夜空。后来,他又守在雷达屏幕旁,一直注视着飞机的航向,直至航迹从屏幕上消失。
9月13号以后,康先生被停飞,隔离审查。原因就是与“9.13事件”有关。有什么关?什么有关?谁也不知道,显然是被牵连,而且“莫须有”。和康先生一块被审查的,还有机组的其他成员。256号专机机长、34师副政委潘景寅故意撇下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等人,独自驾机起飞。飞机最后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被留在地面的康先生等人,虽然侥幸躲过温都尔汗的冲天大火,却全部掉进政治斗争的泥潭。

审查了两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但是,那是在“文革”期间,是按路线划人为敌友,路线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9.13事件”之后,清查运动铺天盖地,人人唯恐不能择清自己,谁也不肯主持公道,疑犯从有,宁愿错三千,也没有人肯实事求是地说句话。于是,康先生被“复原”,发配到地方。他自己找了接收单位,从此默默无闻,渐渐被人遗忘,淡出时代。
康先生曾经是专机34师的优秀飞行员。否则,也不会把他调进中央首长的专机机组。他对我说,当年“招飞”合格的同时,他还考取了北京航空学院。就是因为对飞行充满了好奇和热情,对飞行员这个职业充满了理想,对参加解放军有莫大的荣誉感,才放弃上北航的机会,进了部队。
人的一生,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时侯,那一刻,你全身的灵感都被触动,全身的激情都被澎湃,你已经意识到自己走到机会的门口了,只要跨进去,纵有千难万难,你也决心向前,实现自己的理想。康先生说,他参加空军时,就是这样激动,满怀着热情和希望。到部队后,他先是在战斗机部队,后来被选进专机师。
那都是空军的尖子飞行员啊!康先生说,和我一块备选的几十个人,最后只选中两个。康先生进专机师后,因为文化水平比较高,对机械、飞行理论理解的比较快,加上他身体好,适应能力强,进步很快。中国从巴基斯坦购买“三叉戟”飞机时,他被挑出来参加接机,很快就能单独操作。这批“三叉戟”成为中央首长专机时,他就成为专机机组成员。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是时代骄子,是光荣的象征!责任、荣誉、祖国,都刻在他心里,都握在他的操纵杆上。但是,“9.13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从一个优秀的空军飞行员,转瞬之间变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干部。本来,他曾经驾驶着当时中国最好的飞机,在蓝天风驰电掣地飞行,担负着重任。当了地方干部后,只能两条腿在地面上班下班一条线的走路。他是被牵连进去的,即使牵连的原因也非常勉强,完全是“莫须有”,但是,当时就这么处理了。他没有机会,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更没有地方申诉。为了几个人之间的是非和争论,牺牲了一大批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处理人的。即使到了1976年以后,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还是没有人愿意为对他的处理承担责任,他就永远失去了重上蓝天的机会。
康先生是个普通人,出身农家,在军中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背景。他全靠个人的努力和勤奋,靠着一颗赤诚的心,站在事业的起跑线上。从这里,他可以奔向自己的理想,甚至可面对人生的辉煌。但是,就是因为一次政治派别的残酷斗争,康先生,以及许多像他这样的人,成了政治家们取胜的死士,较量的筹码,成了他们棋盘上的一粒粒棋子。政治家们纵横捭阖,玩命厮杀,博得一世英名,连带封妻荫子,个个升天。但是,那些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牵连进去的康先生们,却成了戴罪的羔羊。政治家们开茅台庆贺时,可曾想到,有多少受到牵连的人,他们的事业、理想,还有家庭、青春,都被葬送在胜利的泡沫中。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错,实在是因为政治家们的过错。
虽受到不公正对待,虽然事业、理想已经离他远去,康先生并没有沉寂,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放在“9.13事件”中有关256号专机的研究上。为此,他学会了用电脑写作,学会使用Photoshop做图,学会了上网,孜孜不倦地寻找材料,专心写作。
2005年,当凤凰卫视的节目《温都尔汗坠机之谜》播出后,我在凤凰网的“观众反馈”信箱里,看到一封观众来信,指出节目里若干没有说清楚的地方。比如,他指出“三叉戟”驾驶舱仪表盘的排列,在正副驾驶的视野中是不一样的,故尔,在飞机迫降时,正驾驶不可能看到本应该由副驾驶负责监视的仪表。这个观众在来信中留下联系电话和姓名:康庭梓。
我打电话过去,康先生在那边接到。
我问,你怎么知道三叉戟驾驶舱的细节?
康先生回答,我就是256号专机的副驾驶。
我去见他,当然,首先还是要验证他是不是256号专机的驾驶员。康先生向我叙说了9月13日那天夜里,他在山海关机场亲眼所见;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他拿出厚厚一摞书稿,说,这是他多年来的研究所得,已经写成书了。
我看着眼前这位老人,看着他旁边的书稿,听着他平静的诉说,与其说是惊奇,不如说是感慨!
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依然保持对那个时代的忠诚;在政治家都三缄其口,故意沉默的岁月里,一个小人物却把个人的冤屈深埋在心底,孜孜以求于事件的真相,这是怎样一个叫人敬佩、感叹的人啊!
我不由得又想起龙应台女士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的那句话: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
后来,凤凰卫视节目组联系了康先生,就“913事件”制作了一期“口述历史”节目;凤凰网又请他来到视频演播室,在网上与网友见面。
从康先生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齐亮,万家灯火。我突然想起刘少奇曾经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理解的这句话:历史就在人民中间,只要人民在,历史就不会被湮没,历史的真相就不会被湮灭。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面对像康先生这样的普通人,面对他们的命运,我还是要感慨的,真的,感慨万千!虽说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人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历史呢?
曾经在一家省立专科医院工作,做麻醉医生。
八十年代初期,我们麻醉科调进一位女医生,是从信阳地区一个县的公社卫生院调来。
女医生个子不高,四十多岁的年纪,走路似不灵便,话也不多。第一次在早会上与大家见面,科主任热情介绍。该她说了,她嚅嗫着,说不出话。
女医生面色微黑,仔细看,还有些点点,俗话叫“麻子”,看着面相显老。她一进手术室,就捂上个大口罩,口罩上沿与下眼睑齐平,下沿盖着半截脖子。她不像我们,爱穿洗手衣,宽松、简单,她专门拣那种袖口有松紧,有腰带,背后系带齐全的手术衣穿,还长长的拖到脚面,浑身捂得严严实实。
女医生姓郑,麻醉科的同事,当面称呼“郑医生”,背后说起,都叫“郑老太太”,简称“老太太”。科主任客气,称呼她“老郑”。叫的时间长了,年轻人又口无遮拦,加上手术室的护士也知道了,跟着胡乱叫,就漏了口风。郑医生听到,不愠不恼,只笑笑,还说,咱们科里就我的岁数大嘛。那走了嘴的人,反而不好意思。
有一次填履历表,我偷看郑医生的,学历一栏写着“大学毕业”,再看,原来还是河南医学院医疗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当时,在我们麻醉科,这个学历无疑是最高啦。
郑医生开始工作没几天,我就发现她对麻醉很陌生,工作程序不熟悉,手脚也不灵便。我倒不以为然。麻醉太专业化了,工作有风险,即使有临床经验的医生,也不是一上手就能适应。科主任叫她和着我编一组,先熟悉工作,叫我带她。又悄悄向我交代,老郑一直是赤脚医生,现在粉碎四人帮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又解决两地分居,才从农村调进来,虽然大学毕业十几年了,没有在临床干过,你带着她,千万别出事。
千万别出事!这是科主任交代给我的,一点不像医生说的话!把我吓出一身汗。
我们医院是以治疗胸部肿瘤为主的专业医院,每天都有十几台开胸手术。开胸手术用全身麻醉加气管插管,行人工呼吸管理,这是常规,是我们医院麻醉医生最熟练的活儿。就这样的一个操作,郑医生就是通不过,那个管怎么就插不进去。有一次,我下定决心,做了最细致的准备,提前和巡回护士打招呼,叫大家专心配合。但是,诱导药注射完,她还是没有插进去,我咬牙叫她插第二次,还是不行。我看她满脸通红,紧张的眼光都有些散漫了,话也说不出来。我也不敢再做第三次了,叫病人躺在手术室,一直到完全清醒,再和医生商量改日。
外科医生不干了!吵吵嚷嚷,告状告到高大哥那里。大哥是他们科主任,接了状子,来找我们科主任,如此这般说了一通。我们科主任就把我和郑医生调去做普外手术麻醉。第二天早会,科主任宣布调整,我也没说什么。科主任本来是好心,觉得我技术还行,叫我带个新人,带好了,他也好起用我,这下可好,我被拖下水了。我也理解,麻醉的事将就不得,稍有闪失就是人命关天。早会上,郑医生挨着我,低头不语。开完会,她跟在我后面一个劲的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岁数的人了,我又可怜她。
噩梦没有因为到普外而结束。郑医生上的第一例普外手术,是胃切除,使用硬膜外麻醉。因为穿刺点在胸椎了,比较高,脊柱的棘突在这个位置已经很倾斜了,她怎么都扎不进去。我看着她受的姿势别扭,指头伸直弯曲都受限制。只好接手过来。后来,我发现,凡是腰以上部位的硬膜外穿刺,郑医生都感到很难,一是掌握不住棘突的倾斜度,二是手没有力气,送不进去针。无奈,我们只好落到陪妇产科打发日子的地步,偶尔有直肠手术,我们也能拾几个。
我有点生气,又不好向郑医生发脾气,毕竟她岁数大嘛。问她,你毕业这十几年,都做什么呢?她告诉我,一直在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那个医院连她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革委会主任,她管看病,兼兽医,还管计划生育,另外一个人是赤脚医生,管司药,兼勤杂、做饭、给主任看孩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医院开始改革了。听了院长的动员,全院人人振奋。现在说起改革,辉煌的不得了,伟大的不得了。其实,在三十年前,改革对于我们这些当医生的人来说,就是能凭本事多挣点钱了。我们医院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加手术”。因为病人太多,按照正常工作日安排手术,病人等的时间比较长。医务处决定,每天下班后,还有星期天,可以加手术。病人要求加手术的,需要另外交一笔钱。我记得,一个食管手术,加一百五十块,一个甲状腺瘤,加三十块。这个额外的钱,医院抽走60%,剩下40%,由参加手术的人分,按照责任、重要性分配。麻醉医生被排在分配的第二位置上。
麻醉医生的位置一下子被提高,大家都很高兴。科主任宣布这个改革的细则时,每个人都在心里算计着自己的收入,好像就要买房子置地一样。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立竿见影的享受改革。这种加班手术,全是在下班后或者星期天,对个人能力和业务水平就有了要求。小手术一个人还可以应付,大手术,麻醉医生必须是两个人,另外一个是助手。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日常排班就是这样,谁也不敢为钱而坏了规矩。但是,两个人谁和谁搭配,需要科主任分配。有人建议自由搭配,响应者不少,科主任不同意。最后形成折中,自由组合,科主任调剂,最后批准。这个方案,医务处也同意了。
再往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郑医生落选了,没有人主动和她搭班,连我都没有。
那几天,我几次看见科主任和她在办公室谈话,隐约看见她拭面。我心里酸酸的,也有疑问,一个全日制毕业的大学生,即使当了几年赤脚医生,业务也不至于荒疏到如此地步啊!
科主任找我商量,希望我能带上郑医生,叫她也搭上改革的快车,沐浴改革的春风。我有点犹豫,主要怕担风险,白天人多,即使助手不行,马上还可以喊来其他人;晚上就一个人,万一真出现险情,助手不强,我就会陷入为难境地。
还是科主任有办法,叫我同时带两个人,一个郑医生,再分给我一个进修生,这样,我靠着人头占手术数量。科主任安慰我,你不会吃亏,多一个人,手术就多嘛,另外,进修生光干活,不参加分配啊。
这个方案开始没几天,又出事了。手术科室有意见了。本来,加班手术,各个手术科室把业务能力差的医生都暂时排除在外,上台的都是能单打独斗的。也难怪,晚上加个手术,到半夜下来,你要是连单独处理病人的能力都没有,谁敢安排你上呢?
手术科室看到我们麻醉科这样凑合安排,不放心,也不满意。意见反映到医务处,又回到麻醉科。终于,郑医生彻底落选了。科主任给她安排了一个准备班,连白天的手术也不叫她上了,就在准备间为大家准备器械、药品。
改革的第一个月,我因为加班手术增加了将近一百块钱的收入,要知道,那时候我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块啊!
全科室人人笑逐颜开,相互悄悄打听着收入,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加班手术,落下来的也不是郑医生一个人。我看有几个人低着头,不愿意多说话,只埋头工作。
那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早就知道“改革”这个词和它的含义,也每每为改革欢呼。真没有想到,到了我身边,改革竟成为这样!
一天,我见郑医生没有来上班,问主任,知道她病了,请了几天假。她自进麻醉科,就和我搭班,又因为落选加班手术的事,我心里总觉得欠她点什么。听说她病了,就准备去她家看望。主任也一个劲撺掇我去。
郑医生家在城郊,市农机站的家属院。我下班后骑车去,找到地方天已经黑了。这里很偏僻,此时更是冷清。院子里,地面被拖拉机划出一道道深沟。院子尽头有一排平房,黑着灯。只有最西头一间亮着灯,那就是郑医生的家。
我敲门进去,看见郑医生躺在床上。她见我来,欢呼起来,忙从床上准备挪下来。她爱人正蹲在一个煤火炉旁,大概在熬药,忙过来和我招呼,又劝郑医生不要下来。
这是一间房子,大概有十几米的面积,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书桌。灯下,有两个孩子在写作业,一个女孩大点,一个男孩,看见我,睁大眼睛看。
郑医生在小床上半靠着,腿上搭着一床被子,额头围着毛巾,原本微黑的脸膛,在病中显得黑惨惨的。
我把带来的水果、点心等交代给郑医生,说,水果是主任叫买的,点心是科里同事凑钱买的,大家都问你好,叫你安心养病。
我说的是实话。科里那些人,虽说有一两个狠心贼,但是,大部分都是好人。
往下,我们就闲聊起来。郑医生的爱人老王告诉我,郑医生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县医院工作,原先也是做临床,内科,工作还比较满意,后来,因为他在一个公社农机站工作,离县城远,又在一次事故中受伤,摔坏了腰,为了照看他,郑医生就要求调到公社卫生院了。
老王苦笑说,我是农学院毕业,学农机的,进学校的时候,宣传画上是麦田里的红色康拜因,麦浪滚滚,口号是农业机械化,看得我热血沸腾。等毕业到了下面,哪有什么康拜因?全公社只有三台锅驼机,还是烧木柴的。
我看郑医生靠着床头,看着老王讲,一句话不说。
老王又说,郑医生在公社卫生院一干就是十年,业务全丢了,还落下一身病,尤其是风湿性关节炎,行动很不方便。
我突然想起,她在麻醉操作时手指头不灵便,腿也拐拐的,需要手脚使劲的时候,浑身使不上劲。
现在说啥都晚了,可那时候,也真没有其它路可走。郑医生叹息。她对我说,因为老王摔伤后,行动起居都需要人照顾,又要吃药,她只好放弃专业,来到他身边,在公社卫生院,又是人医,又是兽医,到最后几年,我们两个什么都干不了,孩子上学没有地方,工作没有事可做,又得了病,还没有地方治病,只好闲着。
老王说,她还干计划生育,你应该知道,在农村管计划生育,不是人干的活,简直是在地狱里熬年月。
没有一点办法调回城市?我小心问,这个问话有点敏感。
郑医生又一声叹息,说,我们俩都不是那样的人,找人,找关系,托人,送礼,我们都不会,连门儿都没有。
我看见书桌的台灯旁有一个小小的镜框,里面有一张黑白照片。仔细看,是一个年轻姑娘,满脸阳光,穿着碎花布的连衣裙,浑身的青春随着衣裙飘动,一条长辫子搭在胸前,站在河南医学院的大门口。无论用那个年代的标准评价照片中的姑娘,都可以说得上“漂亮”。
我问郑医生,这是你的照片吗?
郑医生脸上泛着光亮,点点头,说,这是毕业那一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们学校和农学院开营火晚会,他给我照的。
我发现,郑医生说这话时,眼睛里充满了闪光的神彩,充满了喜悦。
爸爸和妈妈在晚会还表演了节目。在一旁的女儿突然说。
是吗?什么节目?我问。
妈妈唱歌,爸爸吹口琴伴奏。女儿兴奋的说。
现在还会吗,吹一段听听。
两个孩子听说,欢呼起来,爸爸吹口琴喽!妈妈唱歌喽!儿子抢着找口琴。
老王想推,郑医生像个小姑娘那样,满脸通红,晃着他的胳膊,撒娇,吹一个嘛,吹一个嘛。
口琴拿来了,是一支老牌的国光口琴,老王试试音,开始吹。女儿又给他一只杯子,扣在口琴后面,增加共鸣。
他吹的是苏联电影《晴朗的夏天》的插曲,那个年代的青年,大概都熟悉这一类歌曲: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唱,
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
飞到那遥远的地方……
我也很熟悉这支歌。初下乡当知青时,心头悲愤难解,我们唱“三套车”。一年以后,就开始唱“晴朗的夏天”,还有《保尔.柯察金》的插曲“故乡”。
老王吹着,微微晃动身子,手指晃着颤音,郑医生轻轻跟着唱,两个孩子也唱起来: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并不惋惜,
我们生活的友谊就在那行军路上,
那道路引导我们奔向远方……
郑医生的眼里盈满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但是,她脸上那种甜蜜和怀念的幸福感,却是宁静的,安详的。女儿拿着一块手帕,替她拭去泪水。
老王已经忘情了,眯着眼,站在屋子中间,捧着口琴吹。他已经换了另外一支曲子,郑医生和女儿还伴着他唱。
青春回到他们身上。刚开始听老王说,我还以为对他和郑医生来说,青春是干枯、艰涩的,盲目而没有色彩,不堪回首。但是,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却使我相信,他们的青春像我们,像你们,像他们,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充满了理想、美丽、爱情,还有希望。
我能想象,在熊熊燃烧的营火旁,一位年轻的姑娘在唱,她的男友在旁边为她伴奏,围着营火的是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一群青春的大学生。苍穹无垠,繁星闪烁,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和青青的草地。两个年轻的心,被希望充盈,被事业激动,憧憬着未来……
当年,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岁月,把自己的青春扔在荒山野岭,扔在了那片怎么也捂不热的穷乡僻壤。社会喊着震天的口号,举着漫天的红旗,把他们带进去,又遗忘了他们,把他们丢弃在那里。他们咬着牙,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他们本应该被尊敬,被社会承认,他们年轻时的贡献,现在应该有回报。但是,社会昧着良心,又一次拒绝承认他们,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改革”,宣布他们落伍,对他们关上大门。──过去时丢弃他们,现在是拒绝他们,社会的正反两面都推开他们,他们面临着被这个时代淘汰……
这里没有是非,也没有对错。这里只有对人心的拷问,对人的良心的拷问。在郑医生唱歌的时候,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她周围举起了自己的问号。
我没有想到,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欢呼的改革,到了我面前,第一个伤到的竟是一个弱者。
写到这里,我想起龙应台女士那句话: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就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扉页上。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在龙应台女士的这句话面前扪心自问。
上中学了吗?我问郑医生的女儿。
初三了。她回答。
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我鼓励她,也是安慰。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
我要考医学院。她仰着脸,认真说,又说,给我妈妈和爸爸看病。
一个热浪头涌到嗓子眼,我说不出话来,只有连连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