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中国式腐败，还须非常规措施

——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之十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当然，我绝不轻视制度反腐的努力。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证明，廉政文化与廉政措施同时建设，标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关键。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政治优势的。解放后的革命时期，正是靠政治规范冲垮礼制规范的；今天，凡遇抗震救灾时，再贪的官也不敢寻租、再黑的医生也不敢要红包，也是靠政治纪律约束。这不是提倡运动反腐，但非常时期，借鉴重庆铁腕治警经验，借助强大舆论支持，对官员加大政治约束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凡干部违法，罪加一等；公检法人员违法，罪加十等。这里“加”的，便包括组织纪律措施。譬如，可由警备区与警督联合执法，专查违章特权车。一经查实，相关人员一律摘去“官帽”；丢了“官帽”，还有什么“官威”呢！打击特权违法、提高法治威严、可有效削弱腐败滋生的社会基础。

各种动议、拟议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败法、公务员财产公示法、监督法等等，应尽快出台。反腐败法中，要对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礼品价值上限（如上限不能超过几十元）、可能导致腐败的回扣方式（如暗扣变明扣）等做出明确限定。要惩治“单位行贿”行为，现在一些大手笔腐败行为，往往是单位甚至一级政府集体决策的，必须让有关领导因此领刑。同时，应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一样，清理并大幅减少各种评奖、评优和基金项目（保留百分之一、二便足够了），以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当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了，让孩子形成违法可耻、腐败丑恶的价值观，对遏制成人腐败可生奇效。沈浩女儿给爸爸那张“不做贪官”的字条，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据中国式腐败的特点，还需制定非常规措施。建议有二：一是借鉴美国FBI反腐经验，“卧底反腐”。即由反贪局人员潜入企业，伺机向官员行贿并取证。对于某些常规难以突破的腐败领域或腐败人物，这一手非常有效。同时，应允许公民特别是新闻记者对权力部门进行“钓鱼”取证。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权力部门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内存放自己收取的礼金存单等材料，并说明情况，同时检举他人受贿情况。该箱封后存档，三或五年后开箱。期间案发，可提前开箱，以证清白。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账，可有效避开面子法则，让贪官“半夜”害怕“鬼叫门”。它对遏制腐败窝案或“遵命”腐败案，保护廉洁干部肯定有效。企业也可申请此箱，被逼“进贡”时可“秘密”告状；一旦事发，可免除行贿罪责。

无论何种办法，都未必能立竿见影。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禁“法”条了。目前严打酒驾行为，只是把交通法规落实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们便不会拍胸劝酒了。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礼”变成给哥们“送手铐”时，中国式腐败现象便会停止蔓延了。当然，这样做仍是“民免而无耻”，而当小学生都懂得违法可耻时，中国的腐败现象便可根除了，因为公民们皆“有耻且格”——哪些守法、护法公民感到有面子，哪些违法腐败者感到丢面子了。

全文刊载《社会科学报》2010、06、03一、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