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听说参观者对世博会的负面描述已经由八个字变成了二十四个字，似乎着意展示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未来的盛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多少美好的感受。

    我记得多年前博士答辩的那一天，刚好是世博会申办递交材料答辩的第二天，我时髦地在答辩的最后引述了世博会的主题词“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来结束我的陈述，万没想到，导师猛然问我，“你真的觉得我们今天上海这样的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吗？”。我愕然。导师最后说，美好是不可能的，最后多半就是打工者的天堂，养老者的地狱……

    老师老了，是一个悲情主义的人，但是，《财经国家周刊》第11期文章《城市的救赎》，给了我一个对照自己生活的镜子，也印证了老师的观点，由于摊大饼般的城市扩张，顺畅的交通、便利的生活这些基本元素，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几天前，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了梁思成生平纪念展后，不禁深深地感受，现在的北京城市建设正在向梁思成、陈占祥两位学者在50年前担忧的方式发展，城市所有的功能都放在城中心，形成“城内工作，城外睡觉”的模式。这种模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上下班道路拥堵，在路上的时间成本越来越大。生活在拥堵的城市，自然领略不到“更美好的生活”。

    在城市的改建中，路面的拓宽是标志之一。宽阔的街道对周围的商业氛围有不小的影响。在我儿时记忆里非常熟悉亲切的展览路一带， 就因马路拓宽、修立交桥，被弄得乱七八糟、毫无生气。北京在很多住宅区周围都是宽阔的马路，这样并没有使人们的生活便利，道路周围的小商铺纷纷萎缩，附近居民购买一些针头线脑的小玩意要去路程较远的大超市。在西方，大型购物超市对位于郊区，这与人们生活在郊区的环境相配合。而作为城市，尤其是居住密集区，楼下的小商铺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商铺的消失，也使很多就业岗位随之消失。

    除此以外，更多被灭绝的是除了朴素的生活元素之外的城市文化的传承。“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这是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苏解放(Jeffrey L. Soule)访问中国许多城市后面临的困惑。

    2005年，这位资深的城市规划专家撰写文章，直指北京“穿着一身俗气的洋裤褂”，“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他写道，“细数中国壮丽的古代都城，现在只有南京还保留着大量的特色，它的街道仍保持着人的尺度，它的城墙和历史肌理仍昭示着城市历史和文化的完整性。”

    伟大的古代中国城市，并非只是体现于宫殿、坛庙、御苑的宏伟气象，而是以其固有的尺度、肌理和韵律，在宏观的秩序和微观的多样性中形成了自己的城市传统。而从当代城市发展的视角看，人们也日益发现，为人而非为汽车设计的小尺度街巷体系，远远比那些大马路、立交桥更加适宜人居。在小尺度的城市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步行享受到便利餐饮、商业和公共服务，而交通则通过高密度路网和快速公共交通加以解决。而老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不仅体现于建筑文化遗产，也表现于人性化的空间尺度。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规划，似乎一直都在迷茫中向外部学习，而疏于对中国的固有城市传统的梳理和继承。前三十年，效仿崇尚大尺度城市的苏联，“大马路主义”在无需考虑物权的计划经济下，得以成为现实。而后三十年，美国广袤中西部的“汽车城市”，似乎又成了中国城市化的样板。可是，与俄罗斯、美国的国情不同，在曾拥有悠久的自耕农传统的当代中国社会，土地国有制并未否定各种公私法人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这也是一种无可争议的物权。那么，为了建造为汽车服务的大尺度城市，是否可以沿着计划经济的惯性，继续将城市当做一张物权的白纸，在此之上进行规划呢？今天的城市规划，到底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城市自己的固有传统？又如何以物权为前提，创造宜人的新城市？

    如果规划不考虑物权，也无需对生活其中的人的价值、情感、权利负责之时，求大、求新、求怪的城市设计便不足为奇。那些大尺度的街区，从表面上看，虽可以满足汽车疾驰而过时的“视觉震撼”，满足直升机航拍的“恢宏气势”，却唯独失去了让人靠双脚所能触及的便利。走在北京街头，人们时常感到，那些“新地标”在给人带来了视觉的冲击之外，并无法像老前门、什刹海和南锣鼓巷等那样，以“人的尺度”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愉悦和享受。

    1957年，政治学家张奚若曾说过，“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

    这种对“伟大”的认识误区，在今天上海世博会喊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之时，依然在我们的城市中存在。人们应当看到，不是在空间上“大”的城市，而是在细节、在建筑、在街道，真正尊重了人的价值、情感和权利，真正回归了“人的尺度”的城市，才有希望迈入“伟大”城市之列。

    对大尺度的盲目追求，归根结底是城市精英阶层内在的城市崇拜和乡村歧视心理在作怪。秋风先生在博客里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很怪异，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口号。大概只有当代中国那些傲慢的物质主义精英，才会想到这样一个粗俗的主题。之所以说它是怪异和粗俗的，因为在这个口号后面，我分明看到了一种暴发户式城市崇拜心理。与此相应，我也感受到一种暴发户式的乡村歧视心理，他们仿佛说，乡村，让生活更糟糕。而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传播这样口号，让人看到的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粗野与无知。”我认同，在为数不少的城市精英群体中，这种心理已经积累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意境可以让他们自豪地对全世界宣告的文化。

    其实，当我们苦苦思索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时候，我们最不应该忘记的一个朴素的原则就是一切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城市居民们方便舒适，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最大的需求无外乎每日生活中涉及衣食住行的方面力求方便，而这些都需要城市的规划者有清醒的头脑，明白人性化设计的城市才适合人的居住，这样才能称之为“better city，better life”。

    简言之，这种思想认为应该是“生活让城市更美好”，而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重心应当是人，否则翻新了建筑，却摧毁了构成一个社区的无形人际网络，而那常常是永久性的破坏，因为其建成无法像盖房子那样迅速。用卢梭的话说，“房屋只构成镇，市民才构成城。”城市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发现便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常常聚居在城市中一个小小的区域里，保持他们原有的价值观、语言和习俗；这种“都市村民”社区在中小城市仍然颇为常见，具有内向与自我封闭的程度，使城市内部形成大大小小的岛屿，人们在熟人中找到爱、友谊、安全保障。然而在一个快速扩张、不断新旧更替的世界（这正是现代都市的特征）里，连人们的邻里关系，都是“今天创建而为了明天拆除，使之能够被取代或再利用”，以至于人的记忆和身份也逐渐趋于碎片化，尤其在当代中国，许多社会空间已经无法重构，使人们的记忆和人际关系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古代历史是城市乡村化，而现代史则是乡村城市化——这里值得补充的是：后现代的历史只怕又将是城市乡村化。消除城乡二元对立，使城市在自然环境和社区关系上更接近乡村，也许才是人们真正期盼的未来城市。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必须发生改变——仅凭城市是无法“让生活更美好”的，正如仅仅翻新一所住宅，无法让一个家庭持久地感受到幸福。

201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