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毛泽东

　　

　　还是好几年前，就曾起意过写这样题目的文章，却迟迟没有动手。这并非因为有什么忌讳之处。当代的中国人，既已大可不必有此顾虑，在实际上，当今中国不难见到，对某个重要人物异常仇恨或肉麻赞叹的人，那生花之笔描述下来的文字中，其政治面貌实在极为鲜明，他们不是照样在中国生活得滋润惬意吗？只不过，对已经是历史人物毛泽东的评析，无论持那一种政治观点，标榜为经济学家或学者的人，以及大量极为推崇毛泽东的人，极少有人拿出过可以长存于政治界、学术界的新东西。

　　前人已经讲过了的东西，郑重的人又何必再炒冷饭。总得有一点新的东西，才值得写下这一类的文字。现在终于动手了，直接的起因，还是因为对现今的种种社会现象有所感触。与毛泽东有关的议论，本身都涉及重大现实问题。实践上如此，理论上同样如此。

　　毛泽东是一个极伟大的人，这是绝无疑问的；毛泽东也是犯了非常严重错误的人，这也绝无疑问。现今的有作为的中国人、出于公心不懈求索的中国人，无论从毛泽东的伟大成就一面，还是从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一面，都可以得到宝贵启示。

　　原本生活在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中国，竟然能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奋斗，使中国一举成立共和制度；领导这一事业的革命党人，难道还不伟大吗？她的领袖孙中山难道还不是极伟大的人物吗？同样地，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帝国主义欺凌的命运，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无论在憎恨她的敌对国家面前，还是在友好国家面前，都获得了尊重；领导这一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她的领袖毛泽东，还能不是极伟大吗？

　　自命不凡的浅薄者、夸夸其谈的所谓学者，总是把历史设想成一条条笔直的路。但是，无论那一个称得上伟大的国家和民族，更不必说弱小国家或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免不了巨大的曲折、沉痛的过失、蒙羞的日子。那些指着历史上的巨人的大过错或大失误而以先知自命的人，不仅不可能取得重要成就，人格上也必定是渺小的。

　　就以现今被很多人高度推崇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的成长就是充满了极度血腥、肮脏的历史。人所共知，将非洲人视同牲畜、极度血腥的奴隶贸易，就使非洲人至少死亡几千万人。无疑够得上杰出伟人的首任美国总统、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对美国国内的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是采取有效摧毁政策。这位总司令还描述过如何从印第安人身上剥皮，制作出长统靴来。华盛顿一家也有很多奴隶。而对犹太人公然采取种族灭绝和屠杀政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全世界战争死亡超过五千万人的法西斯国家，难道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吗？

　　现今中国大陆仍持极左看法的一些人，则走到了另一极端。他们现今的一些看法，甚至对于中国共产党郑重地作出决议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现在也不再认为错误了。例如，一些人现在的看法是，不应否定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至少，认为该理论的主要部分应当肯定。至于经济方面，在这部分人看来，自然更应全面肯定，负的一面则无关紧要。

　　真实的历史必须勇于面对，何况真正开创了惊世伟业的杰出人物，他们绝不因为有严重缺陷或大过错而不再显得杰出和伟大。诚然，这些缺陷与过错，直接地讲，是他们自身的原因；但更深入地考察，那就可以看到，这些错误之所以发生并在全社会形成大后果，必定与客观存在的、普遍的、现实的社会条件有关。至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特别是，小生产式的社会主义、小农式的社会主义，即使人们再主观地把这些观点想象成理想的社会主义，终究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来看曾经成为焦点的意识形态问题。尽管当初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管俄国还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均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总已经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起码条件；现代大工业虽然比例还比较低，却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本来，既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生成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固然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毕竟具有了自然发展的良好条件。只是，思想、学术的形成与改变自有其本身的规律，决不是一朝一夕以人为灌输方式所能达到的。而且，真正优秀的精神产品、文化产品，难道是能够由某个权威者认定，而不是在发展过程中被社会自然地承认吗？实际上，就这一点讲，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及其被社会所承认，与物质产品的生产相比，虽然有相当大的差别，但也有重要的类似之处。由此，从思想文化方面讲，文革的导引，是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已经成了新类型的劳动者，怎么还对他们是否会真心诚意服务于新社会毫无信心，甚至认为他们中的很大部分人是思想上的敌对分子或异见分子呢？而对新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更绝无理由采取与别的劳动者有明显差异的歧视政策。

　　自己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却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难以形成优势。直接地讲，这还是自身对思想观念上、社会科学上的健康发展缺乏信心；也没有无所畏惧地接受人们批评的底气，并未真正确信，在这样的自由批评中，社会将会创造出真正高水平的精神文化产品、高水平的社会科学。

　　必须指出，这样的缺乏信心、运用强力手段取消不合官方看法的精神文化产品，以维持清一色的官方的精神文化产品，这一套做法，中国并不是首创者。十月革命后不久，还是列宁在世时，就关闭同人杂志、报刊，只许可清一色理论、文化产品的存在。所以，文化政策上的极端化、清一色政策，就像管制型经济体制一样，并非中国人首创，老师依然是俄国人。

　　无可否认，从上世纪初开始，几十年的长时期里，苏联是中国的老师，这是真实的历史。老师教给学生的，既有十分重要的好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但中国也决不是事事照办的呆学生。因此，把两国在一些重大社会事务——包括两国共产党在重大事务上的做法加以对比，具有特殊意义。

　　就社会科学讲，无论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一位领导人，都绝不可能是必定正确的精神、理论产品的权威创造者，也绝不是社会科学产品的最终裁判者。并且，无论谁，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绝不可能例外。任何政党团体和科学机构同样如此。在这样的一件大事上，苏俄、中国以及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活动、精神产品生产方面的专制制度，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对社会的危害之大，教训实在够深了。

　　现代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与社会赋予他们的职责紧相联系，卓越的社会宏观管理者、卓越的国务活动家，才是他们必须追求的。并且，这样的重大职责既是社会赋予的，他们就必须真正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他们同时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也只是这一领域众多研究者中的平等的一分子。

　　若要问，斯大林当政时期的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本人，最为人们痛恨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斯大林视他人的生命连草芥还不如，由此才会发生大清洗时期的屠杀和镇压。并且，决定斯大林采取如此镇压手段的，从现有的材料已经足够得出结论：在大多数场合，决非出于维护决策者心目中的党的事业或国家利益的动机，而是极狭隘的个人私利。这是最为人们痛恨和不能原谅的。就斯大林而言，当然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不是一直就是如此。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即使起初内心所想，还基本上是以服务于党和社会为工作的出发点，当认为为了达到似乎正面的目的，不管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使用的时候，那原本崇高的事业，就必不可免地逐渐变了味，由原本正义的事业逐步演变成了龌龊的事务。这在苏联，尤其是斯大林当政时期，是有迹可寻的。至于斯大林之后苏联的行为方式，拥有极大权力、在苏联社会几乎无孔不入的克格勃既是一个标本，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苏联共产党的现实、苏联社会的现实。

　　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在其发展中，不仅事业目标会成为吸引相通的阶级与阶层的决定性因素；实现事业的具体方法和方式，也会成为决定吸引同一类人的重要因素。例如，大量曲意奉迎之徒的得势，一定是与实质上开始丢弃崇高的社会目标、狭隘的个人私利成了党（团体）事实上的追逐对象，有重大关系的。从这一点来看，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已经巨大地改变了苏联共产党的组织结构。

　　与之差异显著，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后她的领袖毛泽东，尽管犯过大大小小许多错误，总体而言，不但目标是崇高的，行为方式也是光明磊落的。而后一方面实际是极重要的。无疑，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有大功劳的。

　　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是如同旧的国家机器中的数量庞大的腐败分子，开始演变为高踞于人民头上的特殊群体、特殊阶层，还是保持其社会公仆的本色，这是决定其最终会否被人民大众抛弃的真正深层原因；这是无法作假、容不得表面文章的。与此相联系的综合效应，也是决定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分界的重要因素。诚然，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也有大缺陷，特别是社会制约机制方面的缺陷。但是人们无法否认，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共产党整体并未形成特殊的利益阶层。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自己改正犯下的重大错误的最重要社会原因。毛泽东的这个重要遗产，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社会，都是异常宝贵的。而当年的苏联共产党中的掌权者，从整体上讲，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社会的特权阶层，这是其落到被苏联的人民大众抛弃的最重要社会原因。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已经没有能力改正自身所犯根本性的重大错误了。

　　说到现今人们高度关注、并且是社会生活基础的经济问题，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整体还是毛泽东本人，从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的探讨也是重要的。不错，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走了许多弯路，但也取得过伟大的成就。这也包括1956年后经济方面取得的成绩。

　　对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较后时期经济上的巨大挫折，人们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仅指出以下几点：国家成立初期，高度管制型体制下一个时期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迷惑了人们的视线，以为那样的经济体制，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好体制；相当大程度上不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的眼光看世界，而是以小生产者的眼光看待和指导现代经济；没有理解，商品形式是漫长时期里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生产形式；与商品生产形式相联系，在相当漫长的时期里，公有经济成份与私有经济成份的并存、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并存与竞争是必然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并存与竞争是必然的；社会主义首先在相对较落后的国家成了现实，而这些国家原来的民主发展程度也明显较低，又成了制约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不能轻易摆脱的重要因素。

　　现今的许多人，因为在实践上已经远远地迈过了较早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困守的难题，所以，似乎人们就有理由小看较早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领袖人物。但是，那一时期活动的真正杰出人物，他们的业绩，其辉煌的一面与错误的一面往往并存。尤其是，当他们所进行的是前人从未开创过的事业，走过曲折的路、犯有种种过错，那又有什么可以奇怪呢？后人又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他们呢？

　　另一方面，当社会已经大踏步地开创了新的局面，进入较以前更为清晰的境界的时候，固守于前人的错误一面，甚至以更加极端化的眼光看世界，这当然不足取。例如，那一时期的中国所实行的彻底消灭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几近消失，在一部分人的眼里，至今仍然认为是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正确的政策。这不但幼稚，而且正如历史所昭示的：高度极左的政策，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决不因为一些人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或空洞的良好愿望而有所减少。极左思维盛行时期，小生产式的平均主义成了理所当然，全社会个人或家庭经济上确是并无大的差别，但正是在那样的体制下，有多少人为了谋得一丁点政治的或经济的利益而用尽心机，由此造成难以言喻的各种社会悲剧。此类现象的普遍性，生活在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必定感同身受。

　　现今一些以理论家自居的人，认为私有化是中国的必然发展趋势。执政党的党员中，也有持此类看法的人。其中的有些人则利用自己掌握的某种重要权力，图谋以此为跳板成为新的暴富者。假如有这样想法以至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人，身居高位，甚至是执政党的高层领导，而且这样的人数量很大，在执政党或政府内已经无形中有很大控制力，那就非常可怕了。要知道，纵使现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是把服务于社会作为自己的根本职责，并以此要求公务人员，尽管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现今中国的一些高官或较低层次官员，之所以被人们极度鄙视，无非是因为，他们表面上唱的是空洞无物的高调，暗底里则要么为自己谋取巨额利益，或者为自己的子女谋划肥缺铺好道路。但是，正如俗语讲的：门背后拉屎天要亮——表面的作秀文章，怎么可能长久掩人耳目？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就极有远见地指出，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现今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家权力机构官员的监督日趋严密，实际是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马克思见解的深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方面无所作为、停留于表面文章、寻找不能约束官员腐败的种种理由、甚至实际上更加肆无忌惮，不但无能，更是自身丧失崇高目标的表现。腐败者如此，纵容者如此，听之任之者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私有经济成份的存在、它与公有经济成份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对于社会主义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确实十分重要，对于公有企业的成长，实际也有重大的正面促进作用。现今中国的不少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初步具备了在全球广阔舞台与同行业的先进企业进行竞争的能力，就是一个极好证明。由此可见，在极长时期里，私有经济成份的存在具有必然性。作为社会经济政策，这并不是出于无奈的让步。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下，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作为并存、竞争的不同类型经济成份，若要问，那一种经济成份代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呢？这就只能是公有经济成份。公有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的制度形式。这样的制度形式既不是在小生产基础上所必然产生的，也不是所谓理想化的产物。公有企业既是社会大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取胜实际又是公有企业正常的生存状态。

　　一些人认为，公有企业只是与私有企业并存的一种经济成份，占不占主导地位没有意义，就像许多人讲的，私有企业也向社会缴税，现在的公有经济谈不上还有什么重要性。例如，众多挂着共产党员之名的人，包括其中的某些高层人士，实际上早已经真心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了；以为即使私有化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确实，这样的人所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权位、看重的是如何凭借权位捞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某些自以为清醒甚至以思想解放自诩者，则是博取另一类名声——得到少数新暴富者赞赏的名声。可以肯定的是，假若这样的人物整体上成了全局的支配者，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至少在中国一个时期里必亡无疑，以此为使命的政党必亡无疑。那些以捞取个人或家庭巨额利益为实际目标的人、甘心作少数新暴富者狭隘利益代言人的有权者，纵使现今身居高位，绝不会以终难逃脱的历史责任而脸红心跳。

　　曾经有一个时期，国有经济形式被一些号称经济学家的人判决为必然失败的制度形式。直至现在，还有以经济学家自负的人，却以政治高调声讨：中国经济罪在“国有”。但是，不仅新加坡已成功经营许多年的谈马锡公司，是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基金，实际上也是国有企业。甚至，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中，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对大银行的巨额资本救助，性质上也被众多学者及实业界人士看作相应银行的国有化。以经济学家或学者自诩的某些人，怎能闭眼不睬这些重要的经济现实？至于所谓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似乎这是国有经济必然退位的充足理由，那不过表明，无论是持极左观点的人士，还是持极右观点的人士，均没有能力理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才是公有经济形式必然产生的真正基础，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如果说，现在回过头来看，1958年，中国试图以广阔的小生产经济为实际基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苏俄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企图直接实行共产主义的制度形式，均显得极为幼稚可笑；那么，在社会化大生产取得巨大进步的当今世界，依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永久长存，实际是相当可悲的不敢在另一类权势者面前伸腰直言者的见识。

　　既然实践已经从正面和反面告诉人们，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常状态，那就意味着，不仅私有企业如此，公有企业同样如此。在企业经营这个层面上，公有资本、公有企业，完全可以也应当如私有资本、私有企业那样地经营。

　　一方面，人们早已知道，以往管制型体制下，以小生产、平均主义大锅饭方式管理公有企业必然弊端丛生；另一方面，直至现在，依然有多少人，观念上或实际政策上，把不是企业本身具有的职能，强套在公有企业头上。如承担额外的宏观调控职责、特殊的社会安定职责。被公有企业聘用的高级管理人员，则尽力维持或争得一般私有企业所不具有的有形无形的特权，而一些公有企业也在尽力维持实际具有的特殊权利。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到，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下，企业就是企业，而不管是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是平等的社会主体。可以说，直到现在，无论持极左观点还是持极右观点的人眼里，市场经济都依然只是与私有企业相联系。很大程度上，人们的眼里依然只有以往管制型的公有经济。称颂私有化者如此，仍坚持极左思维者同样如此。

　　在整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下，那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与掌控国家政权的人们，代表着那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是有内在联系的。当人们以为，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差别无关紧要，私有化也无关紧要——假如中国社会真有一天私有化了，可以肯定，那些掌控国家政权，声称无差别地为国民服务的高高在上者，其真实的立脚点，绝不可能是劳动大众，而必定是私有企业主等巨富阶层。社会经济政策的着眼点也必定是后者，不可能是前者。甚至，即使此时名义上公有经济比重还不算小，但只要一旦掌控国家政权的人们，真的认为那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无关紧要，其主导的经济政策的着眼点，必然会向巨富阶层高度倾斜。

　　那么，在私有企业和个体经济几乎绝迹的那一时期，社会经济政策以劳动者为着眼点不是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诚然，必须承认，就整体而言，毛泽东掌控的经济政策，高度偏向于劳动者，而且达到了相当极端化的程度。私人资本确无立足之地。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在那样的相当极端的社会状况下，全社会的劳动者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更具体地讲，就是社会的经济政策，倾向于劳动者中的那一阶层。稍作回顾不难发现，当时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的其他方面，都高度偏向于低文化、低层次的简单劳动者，迁就这一部分劳动者的眼前利益——同时无形中放弃了这部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对文化知识层次较高，能够提供复杂劳动的社会阶层，是高度歧视的，这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由此受到极大抑制。那一时期的中国经济，之所以在基础工业等方面的发展未能取得更大成就，后来逐步陷入困境，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国的劳动者——尤其是能提供复杂劳动的那部分劳动者陷入了困境。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政策是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悖的。也与当时正迅速发展的世界大势背道而驰。因而是与劳动者长远的整体利益相悖的。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高素质劳动者，愈益成为企业的劳动者的中坚力量。而不再如古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社会的高层次劳动者，主要是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游离于普通劳动大众之外。很明白，社会生产力的重大进步，不仅体现为物质生产条件的重大进步，而且表现为劳动者方面的重大进步，这在当代社会尤其重要。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不只离不开相应的先进物质条件，而且还必须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前提。

　　由此看来，严重偏左以至极左思维占主导的那一时期里，中国的社会关系相当大程度上是畸形的；不同阶层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畸形的。

　　无论在那一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生产条件归谁所有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社会的分配方式根本上决定于此。但是，生产条件的占有与使用，以及收益的分配，不仅受根本性条件的制约，还必须体现为具体的经济制度。其中与此相关的企业制度就十分重要。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公有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由此实际还包括了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没有形成高度竞争性的、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分配制度，是一个重大的弊病；但是不仅仅如此，除了合作制形式的公有经济，国有（或者说全民所有）企业，其资本收益怎样以适当的制度形式体现为全民分享，同样十分重要。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初期阶段，都面临加速工业化的重任，结果往往实行高积累政策，由公有企业盈利的适当部分直接体现为全国民众的消费收入几乎无从谈起。但是，从长远看，对于公有经济占全社会整体经济很大比重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来，这恰恰是一个重大的需要新实践的事。而今，当国有企业既大体已经适应了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利润总额也日益庞大的时候，更有必要也有条件向全国人民分配利润。因为他们是这些企业的资本所有者。

　　毛泽东对解放后我国的经济理论问题的思考，总的讲，偏左以至严重偏左占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分析这个问题，那么，他既是经济工作的实践者，又从理论上在思考着、探索着。他的若干重要理论思考，实际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反映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例如，1959年3月，毛泽东关于价值法则的批示就相当重要：“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管人们所持观点怎样，不管某个国家具体的经济政策怎样，在强大的现实力量面前，社会产品的商品形式总是作为基础性的关系，制约着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即使实施的是严重不当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社会产品的商品形式的高度扭曲，情况依然如此。从毛泽东1974年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泽东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至今仍抱持极左思维的人会认为，以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指导当今中国经济仍旧可行；自以为现在有能力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的某些所谓精英，将之作为不屑一顾的历史陈迹；我们在此则看到了，现实的社会状况怎样制约着人的思维，不管人们是讨厌这些社会条件，还是喜欢这样的社会条件，都是人们必须承认、试图有所前进的客观基础。

　　如果只是为了通俗地表示1956至1978年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很大程度可以认为，人们总结的：“所有制越纯越好、越高级越好”，表达了当时的显著特征。与之不同，从实践的角度讲，现实的社会条件还是以某种方式迫使人们有所改变。这在中国的经济危机最尖锐的“大跃进”前后农村经济关系的一些重要改变可见一斑。例如农业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开始成立的人民公社规模很大，后来才调整为规模较小的公社。农业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是生产大队，以后才调整成小自然村为单位的小队核算。翻翻毛泽东的有关文稿可以知道，要在这样的一件具体事情上的认识有所改变，进而体现为实际经济政策的变化，也不是轻易达到的。再作一点思考还可以明白，当时中国农村小规模的生产队核算，实际已经为安徽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政策前提。较大规模的生产大队核算制度下，是难以进行包产到户探索的。如果再回顾一下，中国与苏联相比，国内政策的不少重要方面，相对较为宽松，与吸取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重要关系。当然，必须指出，1958年开始，延续至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苏联人并无重要关系，可以说，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

　　现在讲这些事，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大意思，人们会说，谁叫你这么左呢？但是，翻一翻实际历史就可知道，当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一段时期里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即使西方国家，有多少左翼人士、右翼人士出于真心地齐声称赞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在历史的迷雾中，极少有人能较为清醒地判明是非曲直的，这就是历史的局限。而且，这一类的局限，事实上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人总是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实践，取得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才会真正成熟起来。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进步，不管从内部革命还是从抵抗外国侵略讲，军事上的胜利都是决定性的。与此紧密相联，毛泽东军事上的成就是极其光辉的。毛泽东对与战争有关的全部力量的整体把握能力、他掌握战争进程的战略眼光、他战役指挥的出神入化、他异常精彩的军事著作，都很难有人与之相比。这一切成就近乎完美地集中于毛泽东一人，而且，几乎都是在与战场对手实力相比处于显著劣势的情况下取得的。当然，从不打败仗、完全的常胜将军实际是不会有的；只是毛泽东军事上的些小不足，与其辉煌业绩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绝无必要在此吹毛求疵发议论。

　　讲到毛泽东的军事业绩，中国或外国的高层或较高层次人士中，极少有不佩服的。但在中国的基层大众，以为不过是“人海战术”而已，至今仍是有很大影响力的看法。——这真是从何说起！如果“人海战术”真能致胜，任何的战略战术就都毫无存在必要了；而任何败军之将也能够毫不费力地反败为胜了。但世界上又那里会有这样的好事！由此得到的重要结论是：无论谁，要想通过研究得出较确凿的观点，都不可能轻易达到。

　　毛泽东的一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无疑是极其巨大的。他的辉煌的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毛泽东实践于其中的中国历史的一个十分辉煌阶段；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或重大失误，从根本上讲，起因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局限。

　　当一些人以当今先知自居，以更加极端化的说教，企图“证明”毛泽东及其事业完全是历史悲剧的时候，他们的立足点实际是根本虚幻的。其大言不惭的说教，虽然自夸为高明的理论，实则只是空洞地传播西方国家三流学者的教条，毫无自己的新见。

　　另一些人沉湎于以往管制型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状况、懒散的安逸生活。以至认为极左的一套也未必就不利于自己，并且以类似的理由或其他理由无条件地推崇毛泽东，以他的辉煌一面来掩盖其错误的一面。实则再伟大的人也难免有其局限。为毛泽东的某些重要错误辩护，往往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承受改掉自身存在的某些重大缺陷时的痛苦。

　　那些身居高位或重要职位的人们，事实上他们承接的是毛泽东的社会遗产。当他们认为对毛泽东辉煌一面与错误一面作出客观和科学的区分无关紧要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否会重犯毛泽东曾经犯过的错误，都必定日渐远离毛泽东辉煌事业的一面。

　　201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