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尽心》里有一篇孟子和他的学生桃应关于“瞽瞍杀人”的对话：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尊重司法，认为舜即使是天子，也不得干涉皋陶的职权，而应当让司法独立运作。但是当涉及人伦，也就是职务与孝道不能两全时，宁愿抛弃天下，背着父亲逃狱，使父亲永远不受刑辟之苦。在孟子的眼里，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处于更高地位的是儒家所倡导的“孝”。为了伦理纲常，可以抛弃司法正义和政治责任。

 

       苏格拉底晚年被指控宗教信仰不虔诚和蛊惑青年，被判处死刑。判刑后，苏格拉底的弟子和朋友们安排他越狱潜逃，被苏格拉底拒绝。根据柏拉图在《克利多》（Crito） 对话录中的记载，苏格拉底与弟子克利多曾经有一番对话。苏格拉底说，如果他逃离雅典，等于践踏了雅典的法律。如果人人都践踏法律，造成法律的裁决失去权威，雅典就不能苟存。而且虽然他认为雅典对他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但他不是一个以恶报恶的人。他要克利多假想“雅典法律”化为人形，正现身于狱中，质问苏格拉底一生受益于雅典法律良多，难道能够因为一则他认为不公正但却是合法的判决，就要违背雅典和他之间的契约吗？

 

       与孟子形成鲜明对比，苏格拉底为了实现法律的正义，即使在极不公正的判决面前，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法律的尊严。

 

       两位先人对待法律的不同态度，至今我们仍能在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看到影子，也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法律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历史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