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对各种派对是保持警觉的，并非是派对有何不对，而是我自个在一堆陌生人里会自惭形秽，孩提时代我就怵呆在众多人中，那会让我不知所措。

    除非特殊原因，我推辞不了的派对， 我亦是找个旮旯里缩着，观察着眉飞色舞的人流，让还会给我带来些许的快乐，毕竟这也是人生的一个侧面，一个有趣的侧面。

    昨晚我被邀参加了一个派对，是子真在好几天前就告知的，她说，是莫文蔚主办的，届时邀我的一拨好友礼平、庄众一道参加。我一直以为只是一个小型的派对呢，可为什么时间确定在晚间十点，这让我有些纳闷。

    九时左右庄众来我家拉上了我，我们按照事先发来的地址出发了。赴约的位置是我所陌生的，我一般只在京城的东边转悠，可今晚的目的地是前门附近，我对那一地带茫然无知。

    还好，在前门步行街区的一个不起眼的拐弯处找到了要去的酒吧，那么一个犄角旮旯里居然深藏不露一高级酒吧，让人着实吃了一惊，只是奇怪莫名蔚一港人，如何能知道这里“卧虎藏龙”呢？

    看来还是我成了一“老冒”。

    结果来的人颇多，一看就知是“北京文艺界”人士居多，这圈人大多是挂象的，雅称为“职业特点”────绝非戏谑，任何职业均有其特症和特点，这是难逃的“劫数”。

    我与礼平找了一个小角落坐下了，我怕礼平会落寞，毕竟这个圈是他所不熟的，甚至话语都有可能搭不上，我时时想着要照顾他，耽心他会被人冷落。

    还好，子真的先生与礼平聊上了，还挺热烈，我在一旁瞅着高兴，这下无须我来照顾了，他们不是聊得挺欢实吗？挺好。

    子真和莫文蔚晚到，她们在路上被堵住了，一通抱歉，子真见我兴匆匆地说，王斌老师，有个人特崇拜你，要见你。我一怔，问：谁呀？她笑说，张亚东。我大笑说，我跟他早就熟了，他是在懵你呢。

    一会儿亚东挎着一个背包过来了，笑吟吟的，跟我打了声招呼，在我边上坐下了。我说：我们有十年没见了吧？他笑了，太长时间了，他说。

    我对亚东印象颇深，第一次见他是九十年代末，我会偶尔在酒吧里见到他，一个长相清秀还带点腼腆的青年人。

    有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说，王老师，我一定要让你认识一个人，他的音乐做得可好啦，他将来一定能出来。没一会儿，他还来了亚东，一个文文静静的年轻人，在一群骚动欲望的面孔中，他显得有些特别，亦显得落寞。

    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应酬着，我随后知道他还在京城里“飘”着呢，与我一样，属一无业游民。后来，朋友交给了我一盘他做的音乐。

    回到家我将磁带塞进了我的组合音响，不久音乐之声就响起了，我稍稍一愣，音乐的旋律有些怪异亦有些另类，完全不是常规的那种动人之声，甚至有些尖锐刺耳，但我却被吸引了，我就是喜欢非常规的艺术，个性的艺术，他显然是在我所欣赏的范畴内。嗣后，我告知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位小朋友，我说这个人是有音乐天赋，很好。他笑了，我没说错吧，他说，嘴角随即起了一个小弯纹，笑得开心。你帮帮他吧，他是能出来的。他又说。

    可我不是搞音乐的，我知道我帮不上人家，我是一个从不许诺的人。后来我帮人折腾一个电视系列短剧，我想起了亚东，可那时他在圈内已然小有名气，我记得后来是因了价格没谈拢，就告吹了，这一晃十年过去了，只是经常在报章上见其名字，知道他果然“出来了”，而且“出”得颇为响亮。

    亚东坐我身边，王老师，我也要拍电影了，他说，神情亢奋，我跟你说说故事吧，我只是拍十分钟的电影，我觉得挺好玩的。于是他说起了他构思中的几个故事，都是与青春有关的小故事，能从中感觉到他内心的年轻，其中有一故事让我心动了一下，只是觉得还有些“飘”，是个好感觉，但没有落到一个有趣的主题上，使得想象缺了主旨的归依，我谈了我的看法，他兴奋地身体一挺，王老师你启发我了。

    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没一会儿张扬出现了，我估摸着此君定然会来的，他与莫文蔚熟悉，况且张扬爱玩是我一向了然的。他还是保持着学生时代的打扮，保持着青春与活力，斜挎一包，衣服有些松垮，先是例行性地严肃地“板”着脸向熟人招招手，找一地儿坐下了。他就坐我对面，一旦开口微笑立马在嘴角处显现了。

    我与张扬亦好些日子没见着，上世纪末我们每当周末都会聚齐，一块相约着打保龄球，那个年代打保龄成了一种时尚，那是我们的一段快乐时光。进入本世纪后我不再贪玩了，亦退出了各种集体活动，在家潜心读书写字。虽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与张扬还会擦肩而过，匆匆打一招呼，亦没能静下来聊上一聊。

    张扬拿起手中的酒杯，站起身：来，王斌，我敬你一杯，我看了片子的片花，祝贺你表演成功。我笑着与他碰了一杯，小抿了一口红酒：那你以后有合适的角色要找我喽？我逗他，他亦着点头。他又说，我不知道你演一角色，否则，我怎么也要为王斌老师导一场戏呀，我后来知道时说是你已经演完了，他说。我更笑了。

    张扬在我们的《黑球》里挂了一个总导演，可我的戏他还真没露面。

    接着我们聊起了电影的审查体制，他说他一开始就知道体制的界线在那里，在中国拍片你必须要清楚界线，否则会出问题，旁边有人从美国学电影回来的年轻人，知道张扬是《昨天》的导演，兴奋了起来，他喜欢那部电影，可他一直没明白中国电影审查的界线在那里。张扬说，你看《昨天》，如果今天来拍一定通不过。我表示认同，我们审查目下是越来越严了，其中的原由我们心中是了然的。

     张扬刚弄完一部反映青年生活的电影，显然颇为亢奋，我们又聊起了国际电影节的事，我们都以为那些影展已然江河日下，只是一个可供导演忽悠的事儿，没有什么价值了。张扬告我说，他在一家媒体上接受采访时说，国际电影节已经过时了，我现在的观点是票房最重要，有了票房你才有话语权，我要话语权。

    张扬现在的认知无疑是正确的，电影不是用来哗众取宠的，以致用所谓的艺术来遮掩自己的拙劣与艺术感觉的衰败，中国老百姓对国际电影节上的喧嚣已然警觉了，甚至不屑，这是一种审美的进步。

   凌晨十二点了，有人站起来欢呼，接着是一片掌声，我这才知道，这一时刻是莫文蔚的生日，她露出纯真的微笑，就像一个懂事的邻家女孩，质朴而娴雅，我们被招呼着上去一块照了一家合影，接着是切蛋糕，分发蛋糕。到处是欢声笑语

     一个愉快的夜晚就这么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