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6月20日《法制网-法制日报》）

 “举报”这个词，中西方的差异真是十分明显。西方人举报，更多是针对个人，如邻居制造的噪音过大、邻居虐待家庭成员等。而涉及到公权力的腐败，则更多采用的是公开抨击、检举揭发、通过议员弹劾等。

而中国的“举报”，更多则针对着公权力。

要说“举报”一词最鼎盛的时期，那是非“文革”莫属了。那时候，人们为了捍卫某伟人的绝对权威，家庭成员之间都会相互举报，结果弄成“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此时的举报制度，实际上是“有一查二”，鼓励着更多人实名举报。但由于处理举报的官员个人权力过大，很多人在“莫须有”的举报下丧失了应有的权利，使社会诚信落至冰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有关部门对于“举报”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举报材料多，遭到查处的少，以至于某些人的举报信超过“一尺厚”，也没有人去查处；一些举报材料最终落入被举报人手中、举报事项最终也由被举报人查处。如此乱象，导致腐败的越演越烈，而反映出的却是官场“猫鼠恋”的丑态。

要说“猫鼠恋”，今年首都北京的高考作文题《有鱼吃还捉老鼠》就很有现实意义，也是对当今社会腐败严重的讥讽，只是为难了那些尚未涉足社会的娃娃们。

猫捉老鼠，本是猫的本能，更是其职责所在。可猫也有偷腥的嗜好，猫在偷腥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快感，他们在有鱼吃的时候，会对“捉老鼠吃”失去诱惑力，从而放弃自己的职责。“鼠们”窥探出猫的喜好，即可拿“鱼”换“命”，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猫鼠恋”。

现实中的一些反腐机构，其实也在学猫儿“有鱼吃”时的“猫和老鼠”，和贪腐分子搞起了“猫鼠恋”。一些腐败分子独霸反腐机构，已经习惯于将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作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筹码。

举报处理人员和被举报人之间的“猫鼠恋”，其形成过程无外乎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举报材料处理人和被举报人没有多少关系，或者早就看不惯被举报人，那就毫不犹豫乘机去查他。这时被查处人就会找关系协调，设法给“猫们”送“鱼”，从而达到逃避被查处的目的。

二是举报材料处理人和被举报人本身就熟悉，会将举报信息告知被举报人，并暗示随时可以去查处，被举报人一定会感恩戴德，主动给“猫们”送“鱼”那就成为必然。

三是举报材料处理人和被举报人是“铁哥们”，在反腐败问题上，相互之间早就在玩“猫和老鼠”的游戏。收到举报“铁哥们”的材料，会将一般性举报材料仍进纸篓，确实难以灭迹的举报材料，也会主动帮助隐瞒。

一个最为变态的社会现象是，很多人因为遭到举报，而和上级取得了更紧密的联系，因此成为单位的红人，进而得到提升，可谓因祸得福。

由于“猫鼠恋”存在着以上三种形态，“猫”和“老鼠”之间也就形成了一个黑色利益链，“猫”将举报信息完全告诉“老鼠”后，“老鼠”岂能对举报人“有仇不报”？

“七成举报者遭到打击报复”，暴露出我们的反腐机制还存在着极大的漏洞，很多“老鼠”被查处后，可参与“猫鼠恋”的“猫”却毫发无损，人们对举报已经逐渐失去耐心。如果不是尚存网络举报、网络匿名发帖举报，“猫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上访的数量肯定会更多。

“七成举报者遭到打击报复”，揭示出当今社会“猫鼠恋”已经十分猖獗的现实，也揭示出当今一些劣迹斑斑的官员，能够长期稳坐主席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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