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宽阔的道路，拥挤的车辆行人， 琳琅满目的广告牌， 铁门紧闭的工厂，共同构成一幅打工城市的场景。广东省人大代表、打工妹诗人郑小琼说，大部分工厂每个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有的甚至上百小时。城市需要农民工，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接纳他们。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人民日报》6月20日）

      “三低”和“三多”现象，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注定充满荆棘。回想年初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提法时社会上的喜悦情绪，颇有沧桑意味。仅仅半年时间，富士康青年员工的次第跳楼事件，就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美好愿景撕开了一个个血淋淋的伤口。从乡村到城市，并在城市里生存下来，除了宏观层面的政策承诺之外，似乎更需要具体操作上的问题解决方案，让“三低”高起来，让“三多”少下去。

      “三低三多”大行其道，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必将对其个体发展空间产生挤压，就像打工妹郑小琼写下的诗句那样，“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单调的、占据了几乎全部时间的流水线工作，使得这个教育水平、接受能力明显高于父辈、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缺乏再教育的机会。所谓个体的发展权、有尊严的生活、多元化的生活选择，往往只会出现在梦境之中。

      长此以往，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有可能真正融入城市，甚至可能会产生大批既不能进城、又回不了乡村的边缘人。事实上，占到中国外出打工农民60%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经过亿，尽管他们在幼年、童年就随着父母在城乡之间游弋迁徙，但是对于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再熟悉，也很少认同；而城市对他们的接纳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尽管他们很愿意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在城市里的轨迹不外乎打工子弟学校、铁门紧闭的工厂，社会流动的机会十分稀薄。

      对于国家推进城镇化的战略构想，“三低三多”也是很难被忽略的制约因素。如果大批实际上已经工作、生活在城市里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得到应得的保障和回报，则城市的稳定、发展、繁荣肯定会受到影响。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的不公平会在社会成员内部产生断裂，从而产生强烈的对立感；另一方面，这些被动流动的人群既然不能从主流社会那里获得认同，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总要寻求自己的空间，从而产生政府之外的强力组织，甚至有“黑恶化”的可能。

      此前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暴露出的仅仅是工厂内部的秩序问题，然而，这种低待遇、高强度的生活样态注定会波及到社会上，成为难以回避的、也是必须正视的公共事件。城市管理者也不能止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危机治理，那样的话，只是暂时缓和了局势却把隐患掩盖了起来，并非治本之策。必须真正下决心调整劳资关系。地方政府应该从招商引资、增进GDP的迷障中跳出来，从长远发展的高度增加工人与资方博弈的能力，强化工会作用，提高工人收入和福利。

      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工人、特别是前赴后继、代际相传的农民工的人力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在承认历史贡献的同时，切切不可固化这种历史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不能依然将低工资优势作为一种资源、一种筹码。要知道，第一代农民工既能“负重”，也能“忍辱”是有特殊历史情境的，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情感价值上，都不会、不愿接受显失公平公正的社会处境，他们要么伤害自己，要么伤害社会，这些，都已经有现成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