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来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

　　田忠国

　　自然灾难总是在人类意料之外而又合适的时间与空间发生。但是，自然灾难即来自空间同步互动，也即人们所说的自然规律，也源于人类掠夺、占有欲望和掠夺占有思想的恶性膨胀，而掠夺占有思想恶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剥削压迫思想指导下的制度安排。所以，中国要想，或者说人类要想走出所谓的发展瓶颈问题，必须来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革命。同时，加深空间同步运动过程中的空间差规律性自然灾难的认识水平。

　　一、社会和谐源于阶级消失，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而非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好向往。但阶级的消失不是自然的，而是不同阶级思想文化斗争与革命，加之消灭阶级的社会制度安排等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但是，消灭阶级的社会制度并不等于阶级的消失，因为，不平等的社会利益关系是产生剥削、剥削思想的社会基础。如果去消消灭阶级的社会制度，反而以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代替之，社会和谐也就只能是灾难来临前的自我安慰。

　　二、有人认为，社会发展是社会利益自然排序的过程，所以，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过程。因为，人类只有在剥削压迫的制度安排下，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才能逐渐过度到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历史证明，这种观点体现的是人类无序或者说自然发展。如果说，在人类尚未发现可以管理社会现实与未来的规律前，这种观点的存在是合理的，但是，当人类发现社会现实可以管理，而且有管理规律，甚至完全可以在管理社会现实的同时管理社会未来时，这种观点透露的却是剥削压迫有理，也就是说，是剥削压迫阶级愚弄被剥削压迫阶级的工具。

　　三、中国到了一个不得不选择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推进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建设，并完善之、固化之，还是抛弃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回归社会主义？主流精英认为，应该继续推进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建设，加快改制步伐，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三十年来的改制成果（其实是掠夺全国人民前三十年创造财富的成果。试想，全国人民奋斗了三十年的创造成果，一夜之间划归极少数几个人，他们不“发展”才怪。由此可知，主流精英把掠夺全国人民称为发展，把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称为落后或者崩溃，其目的也就是为自由掠夺全国人民创造成果创造条件）。所以，前后台同步互动，上演了一场控诉毛泽东和文革的丑剧。但另一方，也就是毛派或者说劳动大众派认为，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不仅仅剥夺了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生存权利，而且，在全球化时代，构建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就把中华民族推到了逐渐消亡的陷阱。因为，资本权利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逐渐消失。

　　四、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决定了政治斗争的不同方式，或者说，政治斗争的不同层次是由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决定的。我们注意到，有人说他们不喜欢政治斗争，不参与政治斗争。其实，所谓的政治斗争是个不同人群、不同阶级争夺政权和生存权的问题。放弃政治斗争的权利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生存权、命运掌握权。而主流精英所谓的阶级消灭了，大家应该和谐相处，不过是忽悠大众放弃生存、政治权利，任由他们自由斗争劳动大众而已。

　　五、思想文化的革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共同斗争的结果。推进思想文化的革命也不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责任。或许有人说，人类过得好好的日子，搞什么思想文化的革命？其实，人类现在深受资本主义发展之害，毒食品、毒环境、毒水源无处不在，如果长此下去，人类的最终结果是自行毁灭。而近几年自然灾害的超频率发生，意味着地球已失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承受能力。因此，地球毁灭不是个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个快与慢的问题。

　　六、思想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寻找人类新的发展方式和制度模式，而寻找新的发展方式和制度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重大自然灾难或社会灾难的发生。爱因斯坦认为，人类的根本出路在于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发展。在爱因斯坦看来，为了人类更好更长远的生存，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也即占有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所以他认为，人类最好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支撑社会主义存在的不仅要有完善的制度，同时也需要人类思想境界的提高。如果反之，比如说有剥削压迫思想的人一旦掌握权力，也会很容易的使之变成资本主义，也即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七、毛主席晚年重点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的问题，并且创建了文革式社会主义管理基本模式。文革式社会主义管理基本模式，一是大众民众，也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二是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即人们常说的四大自由，为思想文化继续革命提供了制度和群众保障，也即迫使官员主动开展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三是在前两种方法失灵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拥有至高无尚的造反权。

　　八、主流精英所谓的毛泽东晚年错误，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但本质上并非如此，而是以此为借口恢复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后三十年历史如果是为了更彻底的消灭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就证明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如果后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恢复剥削压迫社会制度的历史，那就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九、由此可知，人民大众同主流精英的矛盾焦点在于，主流精英旨在恢复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但恢复剥削压迫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毛泽东晚年是错误的。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这个前提，主流精英恢复剥削压迫社会制度就是非法的。人民大众则反对主流精英恢复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这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十、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媒体上有这么一则报道：

　　郭宝成从2000年起担任神木县县长，2005年起担任神木县委书记，在任期间，他推动了神木县全民医疗改革、12年免费教育，这在中国是一个奇迹，郭宝成也因此广受民间舆论的赞誉。今年5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郭宝成说：“我们算一算账，花了1.5个亿，把老百姓看病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爆发出来生产的热情，这种生产的积极性，这种巨大的社会合力推动了神木的发展，说实话要算经济账的话，我们政府赚了一大笔钱。民生建设，如果搞得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运行和推进，也是一个高回报的投资。”

　　2010年初，郭宝成被“中国改革与发展论坛”评为2009年中国十大改革人物。

　　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对于原本就是副厅级干部的郭宝成来说显然不是理想的选择，有消息称，2009年，郭宝成曾推掉了某单位厅级调研员的位置，希望留在神木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再做一些实事。

　　郭宝成即将卸任的消息传出后，部分网民在百度神木吧发帖，呼吁郭宝成留任，网民留言说：“组织部门这样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老郭在位，多次与上级争，结果被弄走了”、“陕西省委领导瞎了眼了，腐败可见一斑”、“郭书记就是那些人的眼中钉”、“还是想办法让老郭留下来吧”、“悲哀！真为现有的用人制度悲哀！为百姓办事、办实事的领导都得不到重用，而那些贪官，不办事的人却要提拔重用。太不公平了。”

　　其实，我个人认为，郭宝成的去留问题并非网友争论的那样，某些领导瞎了眼，而是主流精英需要剥削压迫社会制度的示范标本，根本不需要郭宝成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功，这才是陕西省把郭宝成调离神木的根本原因。

　　十一、有人说，中国社会现在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所有矛盾都集中是要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还是要反对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上。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中国就失去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所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邪恶或祸害国家和人民的。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就必然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十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社会共识，但在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形成社会共识，因为，产生社会共识的前提是共同利益。但中国未来发展又必须社会共识，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整合社会共识的过程。当然，我们发现主流精英为整合社会共识做出了不少努力，比如，攻击、污辱毛泽东和否定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史，试图把人民大众的共识整合到认同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上来。如果说三十年前人民大众会为恢复剥削压迫社会制度而欢呼不已的话，三十年后的今天，人民大众再不会重犯历史错误了。

　　十三、人民大众永远是历史的掌舵人。所以，主流精英没有思想文化的主动革命，必被历史的逻辑革了命。当然，我们也分析过，主流精英会借助美航母的黄海之行搞街头革命，或者搞宫廷政变，但街头革命或者宫廷政变之后呢？

　　201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