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注：本文，专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2010年8月7-8日在海口召开的“城乡一体化：新机遇、新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会议而作。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三。但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尤其是近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而且，出口物品付加值低。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出口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内需严重不足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因此，研究和解决国内经济存在的问题，并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是“十二五”时期的中心工作与主题。

国内经济主要存在人口分布、经济分配、经济结构三大失衡问题，需要以城乡人口分布与经济结构失衡为主轴，调整结构，实现总体平衡发展，中国经济方能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前30年，是中国社会由“落后的农业加手工业”状态向“自主的现代工业”状态发展期，加上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影响，中国党、政府和人民都在为解决“吃饱”、“穿暖”等基本生存问题而努力。在人口居住地域上，通过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知识青年”下乡等措施，把全国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保证工业发展和城市人口就业。

改革开放30年，政府放松了人口流动管制，城市居住人口大幅上升，乡村居住人口大幅下降。但城乡之间最后一道大门始终没有打开，使中国社会出现六种特有现象：

一是城市非户籍人口规模巨大。其中，最典型的是深圳，1400多万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1200多万都是非户籍人口^[1]。

二是人户分离，带来世界罕有的人口迁徙规模。每逢节假日，交通运输压力巨大，“春运”，成为最有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

三是常年有2亿以上青壮年劳动者异地谋生，农村老人成为农业主要劳动力，农业产业大面积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自给状态。

四是农村居民中，大量家庭小孩无人照看，夫妻分居、夫妻双方性矛盾严重。同时，城市中小学人满为患，乡村中小学生源大幅下降。

五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3亿，其中农民工占2.3亿，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主体。而工人阶级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劳动条件和劳动者的尊严都不乐观。

六是社会保障、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建立，遇到人户分离与人口频繁流动等棘手难题。制约着社会整体品质优化和人民的幸福指数提高。

近30年城乡人口比例变化具体情况见下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2009年经济总量达到（GDP）33.5353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7％，占世界GDP总量的7.8%。

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9年的第1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0.8%上升到2008年的7.9％。

但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1978年城乡收入比为2.57∶1，此后几年连续呈缩小趋势，1985年达到1.86∶1；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比的变化总体又呈上升趋势，2006年城乡收入比扩大为3.28∶1，绝对收入差距达到8，172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1.5∶1，超过3∶1的情况比较少见。

与此同时，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却在增加。据《人民日报》2010年5月17日报导：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通过收入法、资金流量表核算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依据收入法计算：1993—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按照资金流量表核算：1992—2006年，政府收入增加2.02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加5.01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则下降7.08个百分点。”

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富裕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这1%的人口中，包括六类人群，一是腐败官员；二是黑社会头目；三是国有垄断大企业高管；四私营企业主；五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公司股权所有者；六是走私、贩毒、赌博、组织卖淫等违法团伙主要成员。关键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认为这1%的暴富者，其高比例的私有财产来源途径、获取的手段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的占比极低，即便是合法收入也是不公平的社会政策使然，更何况大量的是非正当性的非法所得。

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极不乐观。据《中国证券报》2010年6月1日报导，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在世界银行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产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3]。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4]。

 

197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农业基础薄弱，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失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扩大高档消费品进口，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于协调，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

因此，中国各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的比例关系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第一、第二产业带动，转为主要由第二、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的增长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整体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各产业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纯农业产值比重下降，林牧渔业比重上升；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结构正逐步由偏重“消费补偿”的轻型结构，向“投资导向”的重型结构升级；在第三产业内部，交通运输业、商业等传统产业比重下降，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电信业等迅速发展。

2010年，全社会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将下降到10%以下，农业与农村人口失衡严重。

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其次，产业结构失衡。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3%，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已超出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最高值。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也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次，工业内部结构失衡。工业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有的甚至还在加剧。不仅钢铁、水泥、板玻璃、煤化工等传统产业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电力、焦炭、钢铁、有色、建材、纺织、轻工、电石等十大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十份突出。

最后，区域结构失衡，主要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2009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3.33∶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1。城乡和区域结构不合理问题，不仅关系到内需扩大和发展空间拓展，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另外，要素投入结构也失衡，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我国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虽然生产的产品有不少是用于出口的，但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生态环境的代价也很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

 

美国《新闻周刊》2010年6月20日刊登鲁契尔·夏马《后中国世界》的文章写道：“2000年，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所向披靡，新兴国家只能充当华尔街盛宴的看客。如今，所有羡慕目光都投向蓬勃发展的中国。许多投资大家认为中国繁荣将继续上演。”

“但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中国增长“奇迹”濒临大幅减速，今后数年增长率将从10%降至6%或7%。近来颇受关注的罢工给建立在廉价劳力和出口上的中国模式打上大问号。投资支出的增长速度即将下降，因为中国要建的高速路和港口是有限的，且土地和劳力成本均急剧上升。”

“今后10年，中国很可能面临缺少增长驱动力的困境。那些相信它可继续高速增长的人往往认为，北京可通过以消费支出取代投资、以内需取代出口做到这点。但这个希望的依据大有问题，即以为中国以前是有意防止出现消费型经济。事实上，过去30年来中国的消费支出以每年近9%的速度强劲增长。”

“现在中国似乎到了关键转折点，规模已够大因而不能再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今日中国时，投资支出明显减少，总的经济增长率从9%降至5%。当然，中国目前只有4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当年日本城市人口占55%。因此城市化还会给中国带来更多增长空间，但减速的趋势清清楚楚。”

鲁契尔·夏马的文章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其最后一个“当然”，说出了中国的发展潜力所在——中国农村消费的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将创造更大的消费。

中国，前面的十一个“五年规划”，基本上可以说是“农业支援工业、舍农村发展城市、农民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从“十二五规划”开始，我们要反向思维，放弃工业增长、GDP高速度，工业与城市走质量、品质型，全社会倡导“幸福主义”生活模式，重点把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办好，实现城乡一体，为未来20—30年国家经济打下坚实的发展基础。

 

第一，用“幸福主义”取代“GDP 崇拜”。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系统，仅仅以GDP一个数据，很难反映社会的全貌。GDP，只反映新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额，与国民个人感受没有直接关系，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相悖，与“以民为本”的传统观念不匹配。

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增进和保障人民的幸福，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社会主义就是幸福主义。

幸福，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人类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幸福是多样式、多层次的。而且，幸福它没有标准，无需别人认定；它是在比较中存在，并随着条件、环境变化而变化；而且永远得不到满；不同经历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其幸福需求不同。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论，不能解释具体人的具体幸福，只能说明人类一般需求规律。

主义，是价值观和大思路。没有价值观，就没有“主义”，主义的首要问题是价值观选择。价值观与大思路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则是第二位的。因此，在理论上，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公民的幸福，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首要价值，其次，才是怎么实现的思路问题。

因此，我们要以系统的、科学的、综合各方面因素的公民普遍主观感受到幸福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多重指标，取代GDP增长指标。

 

第二，把居住地选择权，完全交给公民自己，政府只做满足公民生活、劳动需要的服务工作。当幸福主义成为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公民人生追求的目标时，加上政府公共政策向公平与正义方向调整，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人口爆炸”和“城市病”等现象，自然会抑制人口的流向。目前，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缓解和释放。

我们再也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去预测未来，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生产力极低时期，社会剩余产品极少的情况下，集中各类优势资源办大事情的模式。之所以，京、沪、广、深等特大城市“人口爆炸”，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各类优势、优质资源基本上大部份集中在这些特大城市的原故。如果把大城市的各类优势、优质资源拆分、分散开来，按点、带、群的模式设计城市布局，既能凸显城市特色，又能促进社会的专业化发展，更不会出现人口“爆炸式集聚”。

 

第三，各级政府财政，改革为“公共财政”模式，大力发展公共事业。把企业为社会提供“私人产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确定为社会发展模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促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2010年6月19日在中山大学，关于“分配制度变革与分配理论创新”的演讲中说^[5]：“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这是日本的10倍，是美国的2倍。”他指出，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则显得比较“小心”，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而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所谓“公共财政”模式，就是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如果中国财政支出中，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在五年内由现在的15%提高到50%以上的水平，行政支压缩到10%以下的水平，去除“维稳支出”（2009年达到5000多亿元，相当于国防总费用）项目，中国公民的福利与公共产品的消费指数，不知道要提高多少个百分点，社会和谐程度将直线上升。

 

第四，把“信访办”改成“讲理厅”，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一半补充社保，一半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访部门，是人民争取合法权益的协调部门，其效果本身并不好，若把信访部门改成老百姓讲理的地方，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建立一个发表个人意见、争取合法权益的平台，借用“模拟法厅”形式，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不知要减少多少民怨与民愤，人民内部矛盾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尽可能让人民币解决，化解矛盾比激化、压制矛盾的效果更好。

国有垄断企业，不容讳言，其中必有垄断利润的因素存在。中移动每天利润达3亿元之多，这样的垄断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肯定不能让其民营化，但其存在的合法性必须是为大多数国民造福。因此，建议国有垄断企业，“央企”和省属优质企业，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决不让外国企业或组织参股，只能在国有大企业、法人或投资机构之间相互参股，其税后利润，在一定期间内，一半用于补充社会保障事业资金不足，一半用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与建设，无论是通过国家预算还是通过其他形式，让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好处真正落实到人民群众头上。

 

第五，国家、城市、政策等，在机制上对农业、农民、农村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充许城乡人口自然流动，鼓励城市资源、投资、金融服务等到乡村创业；农村土地在不改变用途条件下，向大农业企业集中，改“小农生产模式”为现代大农业生产模式；改几千年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为农民与农业企业的雇佣关系，真正让土地成为生资料。

对现代大农业生产模式，实行特殊优惠措施，一是免除一切税收和政府收费；二是全部农业生产与经营剩余，用于农业工人收入提高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三是发行“三农”发展彩票，筹集改善“三农问题”资金；四是对农村捐赠实行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

城市政府，商品建设过程中，必须同时建设一定比例的公租房和农民工廉价房，供进城农民工租买。让在乡村居住的农民享受特殊待遇30-40年，让在城市居住的原“农民身份人口”享受特殊待遇5-10年，弥补建国60年来农民为国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必须取消原有农民享受的可以生育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城市居民一样，只准许生育一胎。计划生育政策改为：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夫妻双方都是大学毕业的高级劳动者，非独生子女的，在自愿条件下，也允许生育两胎的优生政策。

 

第六，设立县辖市，规划新的城市发展区域，限制老城市地域规模再扩大。中国大陆，有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县级市，但没有县辖市一说。其实，目前许多县级市，也只有县城城区有市的雏形，其他区域还是农村。如果撤销县级市，设立县辖市，从行政体制上就理顺了市建制的级别。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过程，只重视大城市，中小城市建设力度相对较小，基本上没有把县城当城市。其实，中国的一个县，一百或几十万人口，几百到几千平方公里的地域，县城是当地居民人生中第一个城市。几千年形成的生活习惯、食品、建筑样式等，就是中国特色。

人口高度密集居住方式，带来非常高的建设成本，社会高风险也高，而且宜居程度不高，小城市具有宜居的城市生活基础条件。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县辖市。

同时，要限制目前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把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和相邻城市整体思考城市的发展，改变目前单打斗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大区域视野下，建设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组团。限制资源溃乏，尤其是要明令限制水资源溃乏地区的城市无限制扩张。

    为了解决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发展趋势，很有必要规划新的大城市发展区域，有计划地吸纳社会资源，像深圳那样的大城市，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未来30年全国再建10到20个“新深圳”，才能容纳中国巨大的人口数。

 

第七，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必须大幅度提高。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能指望国际贸易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必须立足主要食物自给基础上，以国际贸易为补充。而中国农业生产为什么仍然是小农模式，其根本原因是农产品价格过低，不具备发展基础。

从稻谷与蔬菜、肉食品生产比较：一是从种植面积看，稻谷需要的种植面积大，且要成片，水源有保障；而蔬菜之类，需要的土地面积小，不需要专门的水源。二是从自然条件看，稻谷需要大量水资源和适宜的气候、光照，现代人工不能创造这样的气候环境；而蔬菜之类，却没有这样苛刻的要求，而且能人工创造小气候（大棚）；肉品、植物油等其他菜品、菜料，也没有生产稻谷需要的气候等自然条件苛刻。三是从生长周期与风险来看，稻谷的生长周期最长，可能遇到的气候、病虫害风险也比较大。而蔬菜与肉类、植物油等其他菜品的生长周期相对要短、风险相对要小。四是从工人成本看，种植稻谷需要的人工成本与蔬菜不相上下，但种植稻谷没有畜力或机械动力可不行，而蔬菜没有这个要求。五是从技术与肥料看，蔬菜相对要高一点，但没有稻谷种植工序那么繁复。

从稻谷与蔬菜、肉食品价格比较：一是稻谷仍然按国家计划价格收购，粮食最低收够价就是国家指导价，而蔬菜、肉食品销售完全市场化了，没有什么最低收够价。二是进口农产品价格的零售价，大多高于国内农产品价格，有的甚至高于国内价格几倍、几十倍。而日、韩的农产品价格都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唯有中国低。农业条件，中国与日、韩差不多，但与美、欧的条件就大不同了。三是稻谷是主要食品，粮食紧缺，就会冲击社会，甚至带来稳定问题；而蔬菜和肉食等副食品没有这个问题，反而价格比主要食品价格高。四是稻谷的种植对资源的依赖性高，而蔬菜和肉食等副食品对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要低，他们在一日三餐中的比价起码应该差不多，反而是0.6-0.8：2-4元之比。一碗大米饭（四两米的饭）涨到2元左右，50千克普通稻谷涨到240-280元左右，才与蔬菜和肉食等副食品价格相当。一餐饭，饭食（4两）2元，菜肴2-4元，合计5-6元，这样的比价才是合理的。

从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比较：农产品，在中国从来是不计算成本，劳动成本也不计算在内的；而工业品，是计算成本的，而且劳动成本是一定的。二是农产品受自然条件制约，工业品不受自然条件制约；工业品只要亏本就可以涨价，农产品反而没有亏本一说。三是中国的农产品一紧缺，就是社会矛盾，而工业品紧缺，却没有这样的供求性质。但国家政策，对工业的重视程度比农业的重视程度要大得多。而且，中国的农业始终是在自然状态生存，其产品没有按供求关系的性质与重要度予以调节。四是中国的农产品，理论上养活着近九亿农民，工业品，理论上只养活四亿城市人口，孰轻孰重，十分明显。其实，任何条件下，农产品都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条件，不可或缺。五是在特殊条件下，大米与电视机之间只能选一项的话，任何人必选大米，电视机是在有大米饭吃的条件下才需要的工业品。在中国，过去几千年，农业比工业更重要。

建议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上涨到目前的价格三倍以上，即稻谷每百斤240-280元，每餐4两大米饭2元左右，玉米、小麦等粮食同时上涨，才能拉平其与其他农产品价格水平。

 

第八，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物质，而是创新意识，提高国家创造力才能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三个大国，都是“创造力”强的国家，国力强大，是创造出来的。他们是英国、美国和日本。

英国，创造了“蒸汽机”，并把它用于工业生产和航海与陆运，奠定了英国在工业机器大生产时代的主导地位。

美国，创造了“发电机”，引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电灯的发明和电力系统技术的应用，极大推进了生产力发展，使美国率先进入电气时代。接着，又创造了“核能利用”技术，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而稳定的电源；再接着，又创造了航天和空间技术，为气象、通讯、导航等多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突破；后来，又创造了机算机、“信息高速公路”等数字科学与技术，使互联网迅速得到普及，使人类社会步入文化传播新的历史阶段。

日本，虽然没有标志性的创造科学与技术，但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科学技术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1947年，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实施九年义务教育。1975年，日本颁布《私立学校法》，如今私立学校在日本已占据半壁江山。2006年，日本已经进入大学“普及”时代，只要有上大学的愿望并缴纳费用，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它的科学技术创造采用“创造性模仿，超越性改进”的路线，实现了“加工贸易立国”的战略。从1996年至2006年，政府共投入科研经费41万亿日元，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仅次于美国。在机器人技术、环境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产业技术等领域均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明朝初，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的航海技术和装备还优于西方，但到1492年，即明弘治年间，哥伦布的船队已经到了美洲，我们却放弃了海外探索。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的时候，西方在天文、历算和火器方面已经明显领先于中国了，以至于徐光启等官员要虚心地向他学习。这一学就是400年，到21世纪初，中国在高速铁路技术上，走的是日本一样的路线，也是采用“创造性学习，超越性改进”的方法，实现了首个世界第一。目前，中国要在科学技术上整体超越美、欧、日，基本上不可能，但我们不能没有这样雄心壮志，逐步提高我国的创造力，不是没有可能的。

 

经济大国，是靠国民的创造力“创造”出来的，是先有“创造”后有“实干”，没有“创造”的硬干是“蛮干”。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最终必须依靠创造力的提高。提高国家创力，一是要科学识别创新人才，二是要有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三是鼓励创新人才涌现的机制，四是人有容纳创新人才的环境，五是给创新人才创新的基本条件等。否则，创新就是一句空话，社会可持续发展也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