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模式的优势与劣势
——大学城精英读书俱乐部（ERCSJUT）有关黄亚生教授两篇英文文章的讨论
总第七次读书讨论活动
陶芳芳整理，赵红军审定校对
期末临近，大家都更忙了，2010年6月13号，我们举行了本学期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读书会，这次大家讨论地非常激烈。
按照赵红军老师上次讨论会的安排，今天高利亮同学第一个发言，为我们简单介绍了《Is Entrepreneurship Missing in Shanghai?》与《 What is Wrong with Shanghai?》两篇英文文章。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上海模式”的特点：上海模式主要是政府深度干预、控制经济，特别是政府大力发展房地产经济，对外资的偏爱，对民营企业的一定程度歧视，和盲目地追求地区生产总值，而不注重家庭收入的提高；也即更多地追求经济增长，不太追求就业增长。这些问题在上海官方统计数据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过去10多年里，上海的就业增长、家庭收入增长一直比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慢。
上海经济繁荣基本上是政府支持的产物，这和温州等地完全不同，温州靠的是内在活力，不用外部支持就可以产生GDP的增长。所以，高利亮同学认为，以个体企业为主导的温州模式是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
上海可以说是外向型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具体写照。上海模式不应作为一个城市的问题来谈，而是作为整个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策取向的样本来分析。如果说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上海模式就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状况的一个典型代表。
事实上，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上海模式负面影响的翻版。讨论上海模式有助于我们反思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政策。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GDP，它是中国的模范城市。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这就跟很多西方观察家刚到上海的印象是一致的，但是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最好方式并不是考走马观花式的观察，而是基于长期的体验与理性的分析。黄亚生教授基于自己的数据分析，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上海真的这么成功吗？查看数据，我们可以知道，上海人收入很高，但是很多是转移收入、补贴收入，利息、租金这些财产收入少得可怜，从绝对数上看，2002年上海居民财产性收入还不如1993年多。另外，2006年，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还有上海的专利申请量近年来大幅度下降，已经落后与广东和浙江等地。但上海的人均利税以及政府储蓄却是很多的，这就说明上海模式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GDP的统计数据，但对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限。此外，上海可能是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2003年、2004年上海市政府曾在网站上公布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最高和最低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增长率相差很大。最富有的一部分人的收入已经很多倍与最贫困的一部分人群。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1.44亿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200万人。高利亮同学认为这和上海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各地被广泛移植有关系。中国90年代减贫的效果不如80年代的原因：这个时期，中国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国内市场消费疲软，推动中国逐渐走上了严重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一直以来，上海小型私营企业发展缓慢，它有这样一个制度性原因：在上海注册小型私营企业要完成的手续非常复杂。从申请到批准或者不批准时间上，上海和其他城市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申请开设企业之前，上海要求私营企业主备齐非常多的文件，这些文件必须要有关部门盖章，这个过程很繁琐。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上海模式”注重外资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制度设计。那么上海有没有相关政策调整呢？在看一个地区一届政府对待私营企业的态度，不应该看其对大的私营企业的态度，而是其对个体户、小型私营企业的态度。其实2004年以后，上海确实是稍微改变了其过去对民营企业歧视的态度。比如，在这之前上海对于商、住两用楼查得非常严，这就导致小型私营企业去租写字楼，要付出很高的租金。但2004年后，这一限制有所松动。但是，这几年上海又开始旧城改造了，人为制造需求，而且房价又涨了，现在看来，也许上海并没有打算改变原来的模式。
高利亮同学介绍之后，赵红军进行了补充和进一步的讲解，然后大家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陶芳芳同学提问，当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正在进行发展转型、破解发展难题的上海，开始向民营经济敞开怀抱，把民营企业纳入“保发展”的战略视野。对于上海而言，这无疑是转变上海模式的一个重大契机，当然，对于上海民营企业而言，这也是一次重大的机遇。那么，上海该如何转变呢？
赵红军老师回答说，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给民营企业“松绑”，比如注册资本的要求等就是不必要的。对于上海转型的问题，高利亮同学提出了一个问题：根据转型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一个经济体总量越大，其转型的难度越大，失败的可能性也越高，比如现在的俄罗斯，虽然其经济增长率这几年还算比较乐观，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出口创汇贡献的，与其经济转型并与太大的关系，那么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能够有激励承受转型所引起的风险吗？赵老师回答道，上海的经济总量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并不是特别大，远低于山东、广州、浙江等省份，并且上海当前面临很多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严重，国际经贸体制不完善，实现国际经贸中心这一目标面临很大的困难，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期。他认为，城市化是唯一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模式，但是，户籍制度难以打破又是一大障碍。吴老师认为，户籍制度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果户籍完全放开，那么农村人口将大量涌入城市，是城市难堪巨大人口压力，反而不利于发展。文娟老师则不认同，她认为，身份证已经足够，户籍的限制根本没必要，取消户籍限制农村人口也不必然就会涌入城市，如果户籍限制完全放开，那么在这里市场淘汰机制一样适用，城市的生活成本较农村高，人们会根据自身条件自由选择，而理性的选择结果也必是最合理的。赵红军老师也认同文娟老师的观点，户籍取消，农村人口会进入城市，但很快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或迫使他们再度返乡。对于户籍制度的弊端，史浩江老师曾有亲身经历，上海引进人才的户籍办理效率低下。吴老师补充道：要是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那么大城市的人口将会呈爆炸式的增长，产生的结果就是诸如上海式的大城市就会难于承受人口的压力，物价以及房价将会进一步飞涨，中国的通货膨胀将会进一步上扬。
对于大家的争论，吴老师接着说，任何制度都有其缺陷的，指出它的问题也是很容易的，但是它的存在也是必然的、是合理的，以“上海模式”为例，它的出现是基于当时的环境，当时中国要发展，引进外资是与世界接轨的最佳、最快途径，如果当时中国基于很多顾虑不引进外资，那么其他国家会抢占这个机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当时鼓励引进外资的政策，当前中国就不会有外贸依存度过高、上海倾向以来外资这些弊病，但是我们也不会取得现在的发展成绩，那么我们又会后悔当时没有引进外资了。文娟老师辩道，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寻求本土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就业，是为了为本国人民谋福利，而上海倾向外资是因为这样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可以更好的彰显它的业绩，如果一个地方的发展不能惠及人民，那这样的发展如果不是特殊时期，意义并不大。赵红军老师也补充说，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实效性，当一个制度能否很好地发挥它当时设计时的那个目的是，这个制度就是有效的，当它不能实现当初的那个目标，就说明这个制度的功效已经得到发挥，没有必要再维持它。当资源由少数人控制而又缺乏监督，那么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必然会滋生腐败。
文娟老师接着说，户籍制度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西方就没有户籍制度，这与他们的财产分配制度有关，从公元8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实施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一方面使得原有资产不被分割，可以继续规模经营，做大做强；另一方面除长子外的其他子嗣由于没有资产，则大量流动到城市谋求生计，这一部分人则成为城市中的商人，作为流动人口，他们与当地贵族达成合约，由当地贵族统治者维持秩序，这样不需要户籍的限制而自然会实现城市的稳定。此外，这个分配制度带来的另一个欧洲人的特性就是欧洲的扩张性！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的财产分配制度一直是诸子平分，这样一来，不但原有的资产没法得到保护，还使得诸多子嗣被划分成小额的资产所束缚，难以寻求其他发展，固守安稳。也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人比较内敛、西方人比较喜欢扩张的文化差异。但是史浩江老师产生了疑问：中华民族真的没有侵略性吗？那么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族一直侵略到欧洲又该怎么解释呢？针对这个问题，赵红军老师也有其自己的不同看法，有人说这是农业与游牧业差异导致，也有说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赵红军老师说也许气候的变化也是一个原因。农业是古代经济的基础，可是农业也是对自然破坏最严重的，自宋以来，我国经济重心就不断南移，由于气候变冷，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侵，其实这也是一个理性的行为，是它们没有办法而做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如果当时的两宋政府能够快速地实现富国强兵，能够认清当时气候变迁的巨大影响，并在财政上、军事上进行很好的调整的话，恐怕游牧民族向南的迁移和对汉民族的入侵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两汉、隋唐时期没有出现的现象，主要是当时没有这样剧烈的气候变冷，加之当时两汉和隋唐奉行开门出击的国防政策，于是在强大政权的打击与对抗下，这些游牧民族就被赶到很远的西域以外的地方，不会对当时的汉政府造成很大的打击。换句话说，赵老师认为，史老师的这个说法可能靠不住，不能一次说，中国文化具有侵略性。
大家似乎都对历史很感兴趣，甚至讨论了抗战积极性与体制关系等问题，这里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当前现实问题的讨论。史浩江老师表示对当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怀疑，认为收入的衡量应该是人均实际收入，而不是名义收入，如果收入增长了，但是物价、房价更快地增长了，大家拿到更多的名义收入就没有意义。文娟老师非常赞同，她认为，当前通货膨胀严重，5月的通货膨胀率达3.1%，仍然超过警戒线。吴老师说，当前的物价上涨主要原因还是供给不足，出路还是给中小企业松绑，增加供给。陶芳芳同学表示不解，既然国内供给不足，那为什么中国又要积极扩大出口呢，为什么还要对出口进行补贴，而不是对国内销售的产品进行补贴呢，这样不是既能解决国内供给问题，又把对外国人的福利贡献转移到国内，真正造福中国人民了吗？赵老师解释道，这里的供给不足指的主要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绝对的不足，比如，国有企业、垄断企业供给的很多产品价格较高，当然限制了老百姓的需求量。
此外，赵老师还补充道，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大多数的国人有需求但根本不敢消费，因为畸形的房价、沉重的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负担等压缩了人民需求，所以依靠国内需求这个思路在短期内是很难支撑我国企业发展的，对老百姓进行一些内需和消费上的补贴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国内产品销售，国际市场疲软的问题，但是这个毕竟是短期内的政策。真正要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出路还在于城市化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赵老师说，他曾经调查过上海市民出行成本的问题，对上海人生活成本也有亲身体会。他认为，归根结底，沉重的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的住房、交通费用，这与公共行业的垄断是有莫大关系的，要想解决这个供给不足问题，给中小企业“松绑”，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唯一的出路。至于国内补贴，史浩江老师认为，对于如家电、汽车等产品购买的补贴可以用杯水车薪来形容，即使当前有家电补贴，很多人仍不具有这个购买力。
做为本学期最后一次读书会，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积极参与，期待下学期再聚！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人员有：
立信会计学院史浩江老师，外贸学院高利亮研究生，陶芳芳研究生，吴军研究生 汪波副教授 吴志峰副教授 乔婷本科生 汤玲本科生 张晓莉副教授 童燕琴本科生 张天泽阳本科生 文娟副教授 赵红军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