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七十六年，北大学子的两次提问

在历史上，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的北大学子，素以敢于提问、敢于向权威叫板而著称。尽管青年人有些提问不免幼稚偏激，但皆忧国忧民，发诸心田，最终以真理为服膺的唯一标准。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身的错误，也是科学民主的体现。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过了十七年之后，就在1934年秋，他在北大讲课时仍大讲白话文的优点，而那些醉心文言的同学不免萌生抵触情绪。在胡适讲到得意之处，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他微笑着回答：“没有的。”那位同学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那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几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笑眯眯地开始做文章了。他说，这12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5个字：“干不了，谢谢。”大家一听就怔住了……接着，胡适解释说：“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选用字词。经过这一堂课，不少原本立志专攻文言经史的同学，对胡适，对白话文，也都产生了好感。

七十六年之后，到了今年的5月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北大，在“五四”发祥地，想和北大学生进行关于“科学民主”主题，且“不怕讲错话”的“谈心”；然而，学生们的提问要么幼稚可笑，要么“正确”无比。新华社报道着重描绘了在北大图书馆，总理和大学生们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交流”。

报道说，“交流”之前，总理说：“我是来谈心的，希望同学们说心里话。”“我不怕讲错话，你们更应该不怕讲错话。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也是科学民主的体现。”报道接着说：“总理的一番话让现场的气氛轻松而热烈”了。同学们纷纷举手提问。他们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抢先得到提问机会”的一位男生，“向总理提出了如何克服学习中急功近利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吗？这是一个大学生的问题吗？就算这是一个问题，是你心里真实的困惑，为什么平时不问你的同学，不问你的辅导员，不找学校党团组织解决，而要把它带到这万众瞩目的场合，献给总理，献给五四？其实，总理开场白就送给北大学子四句话，其中一句就是“要有远大理想”，这不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接下来，一个大二女生向总理提问：对大学生的实习和“做志愿者工作有什么建议和希望”。这跟第一个男生的问题一样，表达出青年学子需要“精神保姆”的可爱愿望。

然后的问题，“越来越大”，大到一上网就知道：一个女生的问题是“国家对民办大学有什么样的鼓励政策”，接着是关于“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还有“钱学森问题”（即“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创新型人才”），这也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总理已讲过多次，报纸上已经说滥了。

以上是新华社长篇报道里的所有问题。所有提问都“正确”无比，但都精心回避了总理的请求和愿望，都回避了一个青年对政治领袖应有的要求和追问。一位政治老人以自己“不怕说错话”来激将，但这些学子们却心头紧锁，不知所云。如果说这就是北大学子的“心里话”，那岂不表明：这些学生的心头空空如也？

总理和这群年轻人“相邀”，是费了心思的。他一到来就说，“我总觉得，还是五四这一天来北大最合适。”——“这一天”是什么意思？北大学生应懂得；“科学民主”四个字，总理前后说了好几遍；但所有提问都远离五四这个主题，令人七分不解，三分遗憾。

另据北大学生披露，说总理来到现场就表示：“我这次来就交代过学校，不要刻意安排，我一来就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而且这是他通常所受到的“待遇”：“坐在我身边的学生，我一问，不是学生会主席就是其他的学生领导。不用说，肯定是安排的。”

这种事先做好手脚的安排，在中国各级官场比比皆是，已司空见惯，不算什么新闻啦。但大学生们听了总理对校方的批评，却一笑了之，不拾这个话茬。总理接着谆谆告诫，“真诚的东西才会永恒”，但仍无动于衷，无从回应。校方把一群绝对“没有问题”“不说错话”的学生干部，整整齐齐地挑选安排在图书馆里等待对话，可谓煞费苦心！

温总理并不因为学子们提不出问题而报废了这一次北大之行。他想说的话，仍然会穿插进来。例如，他再次提到“公平正义比太阳更光辉”。只是大学生们仍无话可说，无言以对，似乎不敢接受这“人间的光辉”，不敢涉及“科学民主”“公平正义”这类话题。

毛泽东从前在纪念五四时曾说过，青年永远是最活跃的力量，他们代表社会运动的方向。他们永远在寻求表达，他们担心自己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的是主流社会“承受”不起，政治家不能接招。现在却反了过来，是政治领袖向青年发招，向青年征询发自肺腑的真实表达，而青年学子却“承受不起”，避“心里话”而惟恐不及。如此颠倒的逻辑竟然在五四发源地上演，挥斥方遒的斗士变成了循规蹈矩不越雷池的乖孩子小绵羊，岂不怪哉！须知：你不会提问，就意味着不会思考；不敢提问，就意味丧失了改造社会的勇气；不会“说错话”，最保险，可全身避祸，但别里科夫“套中人”式芸芸庸庸的思维，只能让自己永远地错下去。

（后半部分，参考《南方人物周刊》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