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对“公民”的理解有误
梁发芾
邵建先生是我尊重的知识分子，他写的文章我也看不到一些，但是，他在《财经》杂志上关于“公民”的说法并不正确。
邵建说，“如果也要给公民社会划分，那么与公民相对的，不是敌人，而是罪犯。但罪犯不是政治概念是法律概念，一个人如果侵害他人或社会，以致造成刑事，他就是罪犯。和专政的敌人很难咸鱼翻身相比，只要法律对他惩处完毕，他依然可以回归社会，成为公民（即他恢复了公民的各种权利）。由此可见，人民社会，政治为最上，公民社会，法律为最高。今天，我们强调“以法治国”，其实就是人民概念向公民概念的转型”。
这一段值得商榷。
邵建在前面就说过，公民身份是由法律决定的。严格说这个看法就有问题。事实上，公民资格或公民身份是天赋的，不是谁授予或认定的。公民资格是一个人作为国家成员的身份和资格。公民资格先于法律而存在，它随出身而取得，因死亡而失去。一个在自己的祖国土生土长的人，他天然就是这个国家的成员，天然具有这个国家的国籍，天然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的公民资格无需法律重新认定。如果说公民资格是由法律规定，由法律赋予的，那么，这无疑又给国家赋予一种强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认可、拒绝或者取消一个天然就是这个国家成员的人的公民资格。这太可怕了。这不是“倒持太阿以柄授人”么！国家恐怕巴不得要弄出一个法律去剥夺它不喜欢的人的公民资格吧。
现代社会中人口流动迁徙，在一个国家出生，又到另一个国生活，改换国籍因而改变公民身份很多；父母亲的国家不同，也给孩子的国籍和公民资格带来麻烦。出于管理方便，更好地服务公民权利需要，各个国家不得不立法，对于这些情况下公民资格和权利的变化作出规定。这是特殊情况，仍然不能据此说国家有权创设或者取消一个人的公民资格。对于一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原住民来说，公民身份是天赋的。法律的规定之类只是为了管理的方便。
与“公民”相对的概念也不是罪犯。一个人即使犯罪，即使是死罪，也仍然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它并不失去公民资格和身份。只是像中国这样的法律，会剥夺某些罪犯的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被选举权之类。公民的政治权利可以被法律剥夺，但是，公民资格和身份却不能被法律剥夺。法律能够给公民赋予的，也主要就是政治权利。
公民的对立面，就是非公民，也就是没有取得该国国籍的人，而不是罪犯。奥巴马不是中国公民，但是也不是中国罪犯。就这么简单。
至于人民，那当然是一种政治概念，人民的概念实际上是把公民一分为二，分成自己人和敌人两种。自己人就是人民，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如果说公民是相对于“国家”而说的话，那么，人民是相对“政权”而言的。某个政权的支持者就被这个政权认为是人民，甚至连外国人，也会被认为是人民；反对这个政权的，就被认为是敌人，国外的反对者，也不是常常被叫做敌人吗？一个人是不是属于人民，是不是属于敌人，政权根据自己的喜好划分，基本上没有确定性。
邵建先生的《用“公民”称谓“人民”》的意图是好的，但是，这些瑕疵使得文章的说服力受到影响，有些遗憾。
附录：
用“公民”称谓“人民”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11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24日
邵建/文
2010年元月，北大有一个公民论坛。记得在其中互动的环节上，台下有位观众向台上的嘉宾提出问题，大意是公民与人民的区别在哪里。来自黑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作了很好的回答，其中有一句话印象很深。他说：我见过人，也见过民，但没有见过人民。
在比较的意义上，人民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概念，因为和这个词构成对应的是敌人。这是《辞海》“人民”的词条：“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这意味着，人民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外延可以随着内涵的变动而被修改。你今天是人民，可能明天就不是。是与不是的标准，在于政治。比如抗战时期，即使你是地主，只要拥护抗日，你就可以是人民。但到了1949年以后的土改，正因为你拥有土地，你就不是人民而是地主了。地主是人民的敌人，哪怕你曾经拥护过抗日。这就是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能够确定或解释这内容的，就是政治。政治根据它的需要，可以确定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因此，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中国改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知道有多少人提心吊胆，惟恐一夜之间由人民变成敌人。
公民不然，它是个法律性质的概念，与政治无关。公民的身份是法定的，只要你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只要你年满18岁，你就拥有了相应的政治权利。这权利是法律授予的，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政治无以插足。
比较之下，人民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它二元对立，不是人民，就是敌人。因此，人民社会也是一个专政社会，即人民专敌人的政。相反，公民社会是一个全民性质的法律社会，无政可专；因为这个社会只有公民，没有敌人。
如果也要给公民社会划分，那么与公民相对的，不是敌人，而是罪犯。但罪犯不是政治概念是法律概念，一个人如果侵害他人或社会，以致造成刑事，他就是罪犯。和专政的敌人很难咸鱼翻身相比，只要法律对他惩处完毕，他依然可以回归社会，成为公民（即他恢复了公民的各种权利）。由此可见，人民社会，政治为最上，公民社会，法律为最高。今天，我们强调“以法治国”，其实就是人民概念向公民概念的转型。
人民与公民的另一不同在于，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公民则是一个非集合概念。非集合概念是具体的，就像公民可以落实到个人的身上；人民作为集合概念，则无以指陈任何一个人。就那天会场而言，人人都是公民，但人人都不是人民。正如文革时商店服务员的口头禅：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没错，你是人，但不是人民。可见，人民这概念一旦表现在具体场合，既否定人，又否定民。
相对而言，公民概念的优长就在于它的“可个人化”，和人民不同，它不是一种崇高的名义（比如“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它只是能够落实到个人头上的一些权利；而且是可以看得见的权利——财产的权利、信仰的权利、人身的权利等。
当然，人民也有权利，问题是，人民的权利因为高于一切，结果却无以落实到个人。比如，人民的财产肯定不是我的财产，我既不能装进口袋，也不能拿回家。那么，从产权的角度看，人民到底是谁呢？它只有名义，没有人身，产权无从落实。
一个概念，如果不能在个体层面上落实，就有架空的危险。公民是个体的，公民的利益就是你我他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一种集合的利益。它为权力所集合，又为权力所代表。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更多出于权力之口。问题在于，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个体的权利完全可以被搁置。其逻辑很简单，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高于“我”（“人民”在一切之外，而“我”在这“一切”之中），因此，从个体角度，高于“我”的权利，就不是“我”的权利；如果无法把权利落实到“我”个人的身上，“我”就等于没有权利。
当然，人民到公民是历史过程，传统社会是权力社会，现代社会是权利社会。如果权力社会中的人民往往是臣民；权利社会中的人民，是，也只能是公民。■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