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城市化：不同的演进路径
——审视沿海工业化（之三）
赵 伟 （浙江大学）
3.1 城市化区域模式演化机理：三个线索
我们已经揭示，沿海三大工业化地带的城市化模式彼此明显不同，这种不同直接源自工业化区域路径模式的差异。论及工业化区域模式或者区域工业化，两个经济学研究命题当难以回避：一个是工业化的资本来源，另一个是资本与产业的空间集聚。前一个命题是个发展经济学命题，后一个命题是个空间经济学命题。对于我们所要考察的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而言，无论资本形成还是其空间集聚，都是工业化的核心命题，因此要对前述沿海三大区域工业化及其衍生的城市化模式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梳理出各自形成的机理，明智的作法显然是将两个命题合一。若将两个命题通盘考虑，则将至少引出三个彼此相关的子论题：（1）工业化的资本来源及其性质，具体到我们的问题则有内资、外资以及“民资”与“国资”之分；（2）资本－产业集聚区位，具体到我们的问题则有城市、乡村之分；（3）集聚变动或曰动态变化，具体到我们的问题则有乡村——城市向的抑或相反之分。这些子命题，可以作为分析沿海三大国有化地带工业化及城市化区域模式形成及演化的基本线索。
沿着这些线索，对于长三角地区工业化的资本命题，大体上可以两个“关键词”概括：一个是“民资乡村集聚”，另一个是“投资进城”。所谓“民资乡村集聚”，就是工业化起步以及快速推进所需的资本，主要靠了民间筹措；资本与产业，最初主要集聚于乡村小镇。民间资本形成方式则多种多样，最初主要靠输出劳务和服务，后来主要靠输出商品和经营才能获得。这些资本早期无一例外地集聚于村镇，发展了繁荣的“乡镇企业”。后来在县、市政策以及“开发区热”的诱惑下，纷纷进城，形成了“投资-产业进城”的路径模式。
3.2 城市化三模式：两个关键词
同样沿着上述线索，可将珠三角工业化快速推进中的资本形成与空间流动，归入两个“关键词”，分别为“外资城市集聚”与“投资下乡”。所谓“外资城市集聚”，指境外与境内别的区域的资本与产业移入本区域，形成最初的集聚。实际上，若将港、澳、穗等城市视为初始期的大城市，将深圳、珠海视为后来新造的大城市，则无论境外资本还是区外资本，都最先集聚于这些大都市。而后以这些城市为“跳板”流向周边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形成“投资下乡”的路径模式。
可以认为，无论是长三角（主要是江浙）的“投资进城”还是珠三角的“投资下乡”，结果都归于一个普遍现象，这便是小区域的产业集聚。而恰恰是这种小区域产业集聚，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潜能，促成了众多的制造业集聚地带。
与两大三角洲区域工业化路径模式明显不同，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工业化快速推进中的资本，主要靠了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最初散布于大中小各类城市，但其动态流动，则带有大城市化的倾向，中小城市甚至乡村资本纷纷涌向大中城市。因此可以“公有城市集聚”以及“投资流动大城市化”两个关键词予以概括。刺激与推动资本由乡村及小城市而大城市方向流动的因素，多半与两个现象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国企”等公有企业改制乃至破产处置的“体制外”财富“避险式”转移趋向。不少案例揭示，中小城市的国企尤其是别的“公有”企业的改制，具有强烈的“体制外”财富集聚与转移效应，创造了一批游离于公有之外的“新富”，而“新富”们多半具有将其财富由小城市“倒腾”往大城市的倾向。原因很浅显，只有在京、津这类大都市，那些“来路不明”或曰“灰色”财富才感到相对安全。另一个是“户籍歧视”产生的财富流动与转移效应。这方面尤以北京对周边城市的效应为大，那些想方设法迁往北京等大城市的居民，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向大城市转移财富与资源。
前已论及，工业化路径模式决定着城市化模式。客观地来分析，恰是上述大区域工业化路径模式的差异，尤其是工业化中资本积聚与流动趋向差异，引出了三个工业化地带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具体来说，“大珠三角”工业化之“投资下乡”路径引出的城市化模式，带有乡村就地城市化与大中城市扩散并举的特征。纵向考察可以看出，这种区域模式的演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步骤的跨越：第一步为大都市的扩充与新都市的再造。经由香港的外资加上国内其他区域大量直接投资的注入，导致了深圳、珠海等新都市的崛起和广州等老都市的迅速扩张。第二步为大都市扩散，港、澳、深、穗四大都市的资本与产业的竞相下乡与“圈地”，催生了一批“二级城市”的兴起。第三步为都市扩散与乡村就地城市化并举，珠三角四大都市与多个中等城市的资本与产业下乡，掀起“圈地”热潮，这个热潮中，要么将许多乡村就地转化成了市镇，要么将许多乡村变为大城市的工业郊区。
长三角工业化之“投资进城”路径模式引出的城市化，主要取小城镇集聚模式。与“投资进城”搅在一起的是“老板进城”浪潮，原本在乡村土生土长的一批批“乡企”老板，先将产业迁入大小城市的“开发区”，而后携家带口移往周边城镇，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大批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由此产生了持续的“老板进城效应”。恰是这种“老板进城效应”，为原有小城镇的繁荣与崛起以及原有中等城市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前者早期有温州的龙港、鳌江，台州的路桥黄岩，绍兴的柯桥等，近期最具典型意义的要属几座县城的聚合了。其中金华之义乌与东阳大有整合之势，而宁波的余姚与慈溪合建中心城已经开始实施。后者要属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城市，改革开放初期充其量只能算中等城市，但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迅速推进，已经或正在跃入特大城市行列。其中杭州与宁波的经济规模，多年前已超过武汉这样的中部特大城市。而在苏南，小城镇集聚的典型区域无疑要数苏、锡、常了。
3.3. 京津冀城市化：一个“北京情节”了得
环渤海区域尤其是其核心区域京津冀的工业化以公有资本主导，城市化取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扩散的路径模式。但与珠三角的“资本下乡”引起的大城市扩散不同，这个地区的大城市扩散，主要属于已有都市的扩散，新兴都市扩散鲜见。这种模式除了工业化路径模式的决定而外，还受到别的因素的推动，其中最为明显的因素，可能要属已有制度安排衍生的“大城市情结”了。整个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存在强烈的“大城市情节”。不独企业经营者与政府官员，而且一般大众，都有着强烈的“特大城市情节”，以昂贵的成本寻找迁入北京等大都市的各种机会。相比较而言，这一情节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都显得要微弱得多。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核心与外围区域关系不同。在珠三角与长三角，核心区域——大都市对周边地区具有正的经济辐射效应，在京津冀，核心区域即大都市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负效应要强烈的多。负效应集中表现在对周边资源的掠夺性吸纳上，这方面首当其冲的可能要数水资源了。
由此导致的区域城市空间结构，多半有些“大树底下不长草”迹象。其中北京可谓最大的“大树”，它的畸形扩张形成一个巨大的“内核”，将天津及河北的一些大城市置于边缘位置。后者与前者一起，则导致了一大批小城镇区域的进一步边缘化乃至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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