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锡全和黄有强两位老兵在国殇墓园里并肩而坐回忆往事。潇湘晨报王旻供图

十三

    命运中总会有很多的巧合。
　  10月19日，当李锡全结束70年的远征终于回到湖南时，我也结束了半个多月逃亡，回到西安的家中。因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我的举报信的批示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的积极调查认定，我的报道和举报得到了官方正面的肯定，一时间，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均对我进行了报道，朋友笑称我也从狗熊变成了英雄。在有家不敢归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我切身体会到流落的焦虑和悲凉。
    那一年年末，我和李锡全同时进入2008感动中国候选人。
    李锡全从云南入境是在10月12日，感谢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那一激动人心的瞬间：李锡全颤巍巍地走过冰冷的中缅边境四号界碑，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位清瘦的老人，泪流满面。
    《潇湘晨报》的常乐告诉我，李锡全抵达腾冲后，他们带着他去了趟国殇墓园，那里，埋葬的全是他逝去的战友。在墓园里，李锡全见到了闻讯赶来的中国远征军战士黄有强。在这块曾经被战友的鲜血染红的土地上，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不愿松开。
    黄有强的家在湖南芷江，曾任53军116师346团炮兵营的一名炮手。53军和李锡全所属的54军，是攻打腾冲的主力部队。在那个残阳如血的午后，两个耄耋老人并肩坐在国殇墓园的台阶上，记忆也一下子回到了6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战斗。
    15岁那年，黄有强和同村的三四位后生一起瞒着家人外出谋生，辗转湖南、江西、浙江多地。在浙江温州一个小店里洗盘子讨生时，适逢日军进攻上海，黄有强便主动投军。黄有强原名尹秀强，腾冲战役结束后，他偷偷离开了部队，经当地人介绍，入赘腾冲一黄家，遂改名黄有强。
    2008年8月，我还在为李锡全回家的事奔波时，湖南的一些网友告诉我，他们为黄有强也找到了家，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经费帮助黄有强老人回家探亲。一年多后的2009年10月下旬，在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世通精密五金制品厂厂长贺清海的资助下，黄有强终于圆了回家之梦。贺清海是湖南人，生意并不大，但他还是为黄有强回家捐赠了1万元。
    每每提到那次回家的经历，尹秀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掩饰不住地激动，他会一再告诉大家一个细节：“有好多的人去火车站接我，光鞭炮就放了500多块钱的，他们都喜欢我，说我打过日本鬼子，有功。”
    在腾冲，尹秀强住的是一个仅有六七平方米的简易房，房子只有三面墙，另一面用布帘子和纸箱壳简单地遮挡着。屋内正冲着门的墙上挂着一块的塑料牌，上面写着“抗日英雄”四个字，那是贵州一个民间志愿者组织发给滇西抗战老兵的。尹秀强把塑料牌摆在屋子最显眼的位置，他要告诉别人，自己被承认了。
    位于云南腾冲的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说，留下来的老兵，好多都当了上门女婿，入的也都是些家境很差的人家，加上这么多年来在各种运动中挨整，所以他们的一生相当悲惨。十多年前，段生馗在腾冲街上看到一个捡破烂的老头，有人说他是远征军老兵，段生馗不信，去打问了，还真是，而且还是一名空降兵，“那曾是多牛的一个兵种啊！”
    历史的阴影让这些老兵至今心存惶恐。腾冲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在2003年县里曾经组织了一次老兵座谈会，请老兵吃了饭，还发了纪念品，在送老兵回家后，许多老兵的家人才长松了一口气，他们还以为又搞什么运动了。
    在云南腾冲、松山、龙陵等地，至今还有约200名左右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就像流向大海的大江，总有一些浪花被溅到了岸边。
    已经去世的原驻印远征军老兵俞允平留下的文字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这种酸楚：“小时候看蜗牛爬树，喜欢在蜗牛要经过的地方撒盐。蜗牛爬到那儿的时候会觉得疼，一疼，就掉下来了。我们在旁边看着笑。蜗牛再爬，我们再放盐，如此往复。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历史的戏弄，总会让一个个体的命运充满玄妙和莫测。
    俞允平的去世是因为一次突然而至的“激动”，“激动”缘于中央电视台对他的采访。那次采访后没几天，老人因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分析说，老人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他觉得能上中央电视台就算是承认了他们的贡献，是对他们的平反，而这样通过采访以后由于激动去世的老人已经不止一个了。
    作为一位媒体记者，俞允平的故事曾让我纠结了好久。而这种纠结，最终又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身处其中。缅甸木姐的老兵王子安随同2009年5月组织的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国寻亲团半年之后，与世长辞。还有在缅甸曼德的老兵韩天海，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回家，但当我把家已找到的信息告诉他，并捎去家人给他准备的家乡特产后不到一个星期，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老兵去世后，守护在他们身边的亲人在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自责。但他们的亲人却异常感激地对我说，老人走得很是平静。
    在缅甸曼德勒采访老兵张富鳞的时候，他就曾用手指着我的鼻子用质问的口气对我说：“你说，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我曾和张富鳞讲过俞允平的故事，但张富鳞觉得，对于一个老兵来说，能这么满足地死去，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除了认同，我们还有什么牵挂的事情呢！”
    身为新华社主办的一本时政类周刊的记者，我深知这些有着强大的官方背景的媒体在一些稿件报道中或者参与的一些活动中所隐藏的政治意义。
　　云南腾冲的老兵蒋绍福的死，也被大家认为是和“被认同”有关。
　　蒋绍福是贵州安顺人，曾经是53军警卫员。1944年反攻腾冲时，身为警卫员的蒋绍福被抽调到临时组织的敢死队中。战争结束后，蒋绍福成为这支敢死队中惟一的幸存者。由于在战斗中负伤，战后他留在了腾冲。之后入赘倪家铺，娶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女人。2007年7月12日，蒋绍福自杀身亡。知情人士称，蒋绍福那天曾去当地政府领取每月发放的互助金，但对方告诉他说这钱已经没有了，回家后，蒋绍福就喝了农药。
    事后好多人都分析说，蒋绍福的自杀是因为内心的失衡，互助金虽然是官方在发放，但是由民间捐助的，发完了也就没有了，但蒋绍福总以为这是政府给他们的钱，不发钱就是‘不承认’他了。
    一些关爱老兵的志愿者都会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们给老兵送去的慰问品，即使是牛奶、饼干等食品，也舍不得吃，而是整天把它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我经常会以私人的名义给他们每人三五百块钱，许多老兵在接到钱的时候，都会激动地说：感谢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