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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0月以来，随着新《三国》的推出和热播，我先后参加过北京卫视、重庆卫视和酷6网的三次访谈节目。随后，我在一种揪心的疼痛中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也许在那些媒体工作者看来，我依然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三国文化专家之一。然而，他们邀请我出席节目现场，并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真相，也不是为了交流学术问题，而是让我凑热闹。在英达、买红妹、春妮等明星主持人插科打诨的调笑声中，我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我感到羞耻，而又无可奈何，从此便只好委婉地拒绝各路媒体的邀约，再也不愿意说话。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沉默遭到两位朋友的批评——他们认为我在逃避现实，却放弃了一位学者应该承担的道义。

事实上，我至今没有发表任何对新《三国》的评论。我确实是在逃避。我有着自己的良知，我的良知在痛苦中备受煎熬，可我却在逃避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心理。

准确地说，并不仅仅是因为“一朝被蛇咬”，而是在将近五年的漫长岁月里，时常遭到群蛇与狂蜂的袭击和撕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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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新《三国》的问题，并不是“欲要杀禽兽必先献身于禽兽”之类的雷人台词，也不是直升机、塑料瓶、英文字母之类的穿帮镜头，而是导演高希希自以为得意的价值观。

对比高希希的新《三国》和易中天的《品三国》，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渊源。易中天赞美曹操是一位“可爱的奸雄”，高希希则是言听计从，不由分说地砍掉了“桃园结义”，而以“孟德献刀”为开篇，把《三国演义》改编成了“曹操发迹史”。我们甚至可以说，高希希的新《三国》，其实是易中天的《品三国》的影视版。

易中天有名言云：“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一位闻名全国的教授，不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却以“宁做真小人”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真是惊世骇俗得可以。而他之所以力挺曹操，想来不过是言为心声吧！

于是，我便在CCTV《对话》节目现场责问易中天的学术道德问题。孰知这一句道德论却颇是不合时宜，节目播出的当夜，易中天的粉丝们在我的博客、贴吧和邮箱里爆发出了山洪似的谩骂，其用语之恶毒下流，像群蛇与狂蜂的撕咬一样让我大受袭击。更有甚者，连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也因此惨遭凌辱。连续两年春节，一位名叫“追杀成君忆”的网友都会在大年三十给我发来“祝愿”我“不得好死”的诅咒信。我不得不哀叹，“宁做真小人”的无耻之徒何其多也！

我不愿意做伪君子，也不愿意做真小人，而希望自己做一个知错就改的真君子。我于是三省吾身，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我想我应该学会宽容，甚至应该像耶稣那样懂得爱护自己的敌人。于是，我通过媒体向易中天道歉，并且希望双方能够以友好而又合适的方式来探讨历史的真相。

易中天拒绝了我的道歉。他认为我侵犯了他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他甚至模仿着一位伟人的口气，指责我“侵犯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后来，他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说，即使是说错话，那也是他的人权和自由。

没有人追问易中天的学术道德问题，而我却成了“侵犯了人类文明的底线”的罪犯，继续遭到人们的围剿，有人骂我是“伪君子”，也有人骂我是“患有红眼病的小人”，说我嫉妒易中天，借易中天炒作自己。按照这样的逻辑，我若是“小人”，岂非与“宁做真小人”的易中天及其粉丝们同类？

五年来所承受的谩骂让我不胜其烦，我只好选择沉默。我很少在电视上抛头露脸。即使上网，也只是为了收发邮件和搜索资料。至于博客，也懒于更新，每篇博文的点击率从最初的一两百万次逐渐衰减为一两百次。在朋友们看来，我是如此地懦弱，甚至懦弱得很有些不负责任，连自己的名誉都没有很好地负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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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爱曹操。但我的爱与易中天、高希希之流不一样。我爱曹操，就像爱着一位品行不端的长辈。正是因为这样的爱，我在深入地研究着曹操。我看到他的童年，看到他“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的不幸。只有不幸的人才会如此病态地追求成功，从前有很多人指责他的病态，而今有很多人赞美他的成功，却很少有人哀怜他的痛苦。

有人说，自新世纪以来，是我率先策动了“三国热”的浪潮，随后才有易中天、高希希的崛起。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在“三国热”中的冷思考。同样是我的作品，《水煮三国》畅销海内外，《管理三国志》和《千里走三国》却几乎遭到冷落。

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连学者们也未能幸免。为了给曹操翻案，他们指责《三国演义》虚构了历史，殊不知《三国演义》所掌握的丰富史料，远非现代学者所能涉及。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即使是那些文学的虚构，其中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们又把《三国志》奉为正史，却又只是把它当做论据库随意采用。以易中天和纪连海为例，都说刘备并未三顾茅庐，是诸葛亮自己上门向刘备求职，全然无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的记述。

“桃园结义”是虚构的，可有谁知道为什么会虚构这么一片桃园，而不是杏园、竹园、梨园？赤兔马也是虚构的，又有谁能够看懂赤兔马的象征意义？诸葛亮被称为“卧龙”，而今又有谁能够理解“卧龙”的文化秘诀？《三国志》是一个论据库，《三国演义》也是一个论据库，学者们试图通过采用这些论据来论证自己的价值观，却在狂妄无知中落入了自圆其说的困境。

没有历史。没有文学。只有论据。这便是“三国热”中众说纷纭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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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需要的不是翻案，而是理解。只有良知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其中的真相。奇怪的是，居然有许多人认为历史与良知无关。我不明白，若是没有良知，那些学者用什么来研究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多元化的价值观最终演变成了众说纷纭。在众说纷纭中，历史早已丧失了引以为鉴的价值，而沦为了现代人自作聪明的谈资。

据说，高希希在拍摄新《三国》以前，曾经请教过易中天。事后，他还颇有感慨地说过：“我应该很正式地感谢易中天，是他把《三国演义》从神坛上拉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说明他和易中天一样，在《三国演义》面前缺少必要的谦卑。

我不敢奢望高希希的良知。但是我想，也许他还具备兼听则明的智慧。于是，我在新《三国》开机后不久，就拜托北京卫视的国培源向高希希转送我的《千里走三国》。去年10月，我在北京卫视《五星夜话》节目现场又向高希希赠送了一幅《三国人才分布地图》。节目之后，我又特地把我创作的《赤壁之歌》电邮给他。然而，我所有的苦心都遭到了高希希的冷遇。

高希希带着他的新《三国》自作聪明地走向了观众。易中天则在他的博客里表示了对高希希的支持：“根据《三国志》改编，就是历史剧；根据《三国演义》改编，则是文艺片……高希希还可以在史实的基础上，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语焉不详的空白处，展开合理的想象。”结果呢？高希希不仅用他的想象改编了《三国演义》，甚至也改变了《三国志》里面言之凿凿的史实。至于这些想象是否合理，那只有天知道。可恨的是，天不愿意说话。

担任编剧的朱苏进无意中泄露了其中的玄机。其语录一曰：“《三国演义》开始就是桃园结义，我连写都没写，因为我觉得不好看。”听听，因为他觉得不好看，所以砍掉了桃园结义的剧情。其语录二曰：“我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比看原著更有味道，因为原著看到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记不住。”连《三国演义》的原著都看不下去的人，居然有胆子担任编剧，真可谓牛人也。其语录三曰：“我写这些台词，是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心目中的这个人物就是这么说话的。”原来，那些雷人的台词便来源于此。

唐代学者赵蕤说过：“制作车辆的匠人，希望别人都有钱。制作弓箭的匠人，却希望能够一箭命中别人的要害。为什么两者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其奥秘便在于他们各自的技业。”同样的道理，熟读《论语》才会懂得仁爱，熟读兵法却会心生纵横天下的豪情。而今，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宁做真小人”的狂妄之徒，就很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把道德看作是虚伪，为什么把奸诈混同于智慧，以及为什么把无耻当成了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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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伟曾经近乎悲怆地发问：“你们总是崇尚暴力和权谋。难道，暴力和权谋就那么好看吗？难道，道德就不好看吗？”

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理解道德的意义。人们有时候呼唤道德，有时候又讨厌道德。在许多人眼里，道德似乎就是“马列主义的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至于那些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要么是傻瓜蛋，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伪君子。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时代。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无处不在的不公平，使得强者需要暴力和权谋来控制局面，也使得弱者需要暴力和权谋来改变命运。与此同时，纯真、善良和真正的道德却遭到了怀疑和鄙弃，一如易中天和他的粉丝们怀疑我、鄙弃我。如今，高希希以他自己的价值观曲解了道德，却因为那些雷人的台词获得了收视率的丰收，而我又能怎么说？

每个人都需要理解，无论是古代的曹操、刘备、诸葛亮，还是当代的易中天、纪连海、高希希、朱苏进。凡事皆有因果，我深深地理解他们，同时又感慨于自己的无能。唉，既然我没有能力去改善世间的因果，又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别人的是非黑白呢？且让我在写完这篇博文之后，再一次地陷入沉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