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匹夫有责的外交新视野
本报记者 王 淼
正如与会专家所言，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不仅是一场关于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盛会，而且是一个国际舆论斗争的战场。在这样的一些国际舆论争夺战中，公共外交问题正在开始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曾担任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说：“公共外交是我近几年致力于普及的一个概念。”
公共外交缺失会造成政府孤军奋战
根据赵启正的定义，“公共外交” （Public Diplomacy，又译作公众外交）包括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话方式，也包括了官方与民间的各种直接交流。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表达本国国情，说明国家的政策，表现本国文化，介绍外国公众对本国有兴趣之处以及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在国际交流活动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表现本国的国际形象。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的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
据赵启正介绍，公共外交的概念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突显出来的一个概念。当时美国直言不讳地要求美国的媒体直接接触其它国家的民众，表达美国的政策，树立美国好的形象。而中国长期以来，只有民间外交的概念，如友好城市，友好学校等，没有民众与国外媒体、政府之间的公共外交理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民间的声音还比较弱。如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美国的ＮＧＯ组织有１００多个参加，我们只有14个，并且这14个相对较弱，不能够响亮表达中国的民众的声音。
赵启正说，ＮＧＯ组织表达的声音，我们不要求和政府100%一致。他跳动着，作拳击的姿式说明在公共外交中，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他说，民间组织的表态，就好比是打拳时的引手，可以比较花哨，但政府则不能软弱，这一拳要不出则已，一出就要准确有力。
这是一种配合，而且在未来将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民间声音较弱的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的被动。赵启正感概说，中国公共外交概念没有被树立起来，造成了政府在很多领域里面孤军奋战，很多非常琐碎的民事问题，都要由外交部发言人来回答。他举例说，斯皮尔伯格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中间生气走了，这个时候最应该由奥运会的总导演张艺谋来回应，而最后我们却是由外交部发言人来回应。
在哥本哈根，中国代表团也面临过这种民间声音缺位带来的困难。如国外有自由撰稿人向《卫报》发表文章，说我就在现场，看到了中国政府是如何破坏哥本哈根会议的。对于来自非官方的这种声音，最好是由中国的学者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回应，但当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学者进行及时回应。赵启正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想到，公共外交匹夫有责，我们也要善于借助于西方媒体。
中国应从“被傲慢”中吸取教训
对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政府的成绩，与会代表同样给予了充分肯定。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气候谈判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说，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为了敦促各国承担环保责任，环保人士在会议期间专门给“拖后腿”的国家设立了一个“化石奖”，每天都会评出当日“化石奖”得主，鞭策那些落后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曾“荣获”过这一奖项，而中国积极负责和认真做工作的态度得到了环保组织的普遍认可，一次都没有得过“化石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中国政府、媒体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用公共外交的视野去审视这样一场媒体大战，中国的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舆论影响能力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正如与会专家所说，哥本哈根会议上虽然中国成绩不小，但会议期间的主要热点都不是中国媒体炒起来的。赵启正批评说，与国外媒体相比，中国各媒体记者专业素质相差非常悬殊，由于准备不充分，很多记者提不出有深度的问题。苏伟说，与国外媒体相比，中国媒体往往习惯于等新闻，而不是找新闻。
记者注意到，会上讨论的这样一个案例非常值得总结。
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向温家宝总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美国官员、分析家以及媒体认为，在去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表现傲慢，温家宝总理你本人甚至拒绝参加一个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若干国家元首或首脑参加的重要会议，这令与会各方感到失望和吃惊。你对此作何回应？你如何看待哥本哈根进程？
对此，温家宝澄清说，重要会议没有通知我们。他说，去年12月17日，也就是在哥本哈根领导人大会前一天晚上，丹麦女王为各国领导人举行宴会。就在那次宴会上，我从一位欧洲国家领导人那里知道当天晚上有一个少数国家参加的会议，她给我拿出了一个单子，上面赫然有中国的名字。我感到震惊，因为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在这时，一位新兴大国的领导人主动约见我，说有紧急的事情要和我谈。他告诉我，他从一位欧洲国家领导人那里得到通知，说当天晚上有一个会议。我对他讲，我没有得到通知。回到驻地，我紧急召集中方人员进行查询，确实我们代表团没有接到通知。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第一，向大会秘书处质询。第二，请杨外长给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打电话告诉真相。第三，即使没有接到通知，我们也仍然派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与会。我想在这里说明，那时奥巴马总统还没有抵达哥本哈根。何亚非副部长到达会场，首先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表示抗议，并且说“我是不请而来的”。为什么不通知中国？至今没有人向我们做任何解释，至今在我的脑子里还是一个谜团。
温家宝的回复最终打破了谣言，将真相还给了世界，但这一回复离谣言的产生已经过去了近3个月的时间。对于这样一个迟来的回应，赵启正认为有这样一些教训值得吸取。一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中国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说明，错过了发布事实的最佳时机，给谣言传播创造了条件。二是后来对这件事件的说明虽然写进了新华社的长篇报道《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中，但“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这样的标题过于诗歌散文化，不能让给国外媒体清晰的概念，以至于未能引起国外媒体的重视。
公共外交需要提升表达能力
公共外交同样对中国政府官员同国外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去年3月11日，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著名外交家、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腾讯网作访谈时也就改变中国形象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说实在的人家听不太懂，对外交流的时候这套话语体系可能就要做适当的修改。甚至我觉得这套话语体系，我们一般的民众也不愿意接受。这个需要思考。吴建民说，我们这30年来，我们没有做亏心事，没有偷人家，没有抢人家，我觉得中国很多事情能够对世界讲清楚。此前，吴建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扭曲，既和外国媒体报道有关，也和中国官员尤其是新闻官员交流能力欠缺有关。他批评说，一些中国官员不懂得如何同外国人交流，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夏纪慧在一篇讨论公共外交的文章中谈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样一个理念。夏纪慧的文章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82年，我（夏纪慧）第一次陪同美国访华代表团在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博物馆附近有不少陕西农民妇女，她们手里拿着自己绣制的、具有典型中国风土人情特点的小花袄、小动物、装饰物等东西，一见到洋人就一拥而上，嘴里喊着“万多拉”（One dollar，一美元）、“吐多拉”(two dollar，两美元)、“奇普”(cheap，便宜)等明显带着汉语注音痕迹的英文，向客人推销商品。说实话，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情形对国人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也感到不习惯，觉得这是对客人的不礼貌，还试图阻挡她们接近客人。可是，这些美国青年却兴奋不已，他们与农民妇女们讨价还价，买下了自己心爱的商品，有的干脆就把刚买的帽子戴在头上，把小花马甲穿在身上，多数人把物美价廉的纪念品留作送亲朋好友的圣诞礼物。看到我诧异的神情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这就是市场经济！这些农村妇女有经济头脑，她们是企业家，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农民妇女不是外交家，但她们向外国客人更好地传播了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这无疑是比外交部发言的表态更为生动鲜活的一次政策说明。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有专家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非政府组织或者个人的直接表态会收到更好的外交效果。赵启正形象地对公共外交的话语权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你没有进入联合国，没有权利发言，就是没有“right（权利）”，而你进了联合国，有了发言权，你的发言人家听不听那就是“power”（力量，权力）。
公共外交，中国要做的恰恰是进一步争取“right”（权利）， 提高“power”（力量，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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