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自信的恢复，单一的管理科学技术无法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管理创新，创建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
    中国学习西方管理模式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自信的恢复，单一的管理科学技术无法适应中国发展的需要，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管理创新，创建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
    由知名管理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阎雨教授撰写的《中国管理C模式》日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得到学术界和管理者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本土化管理理论的新探索”。
    西方管理是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的、经历了科学管理运动之后所产生的各种管理理论，因而形成了它自身的优点。但以科学管理为核心的古典管理理论由于缺乏人文精神而受到指责，同样，现代管理理论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解构。后现代主义管理理论并没有抛弃古典理论和现代理论，仍然继承了其中的理论内核，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有共同的逻辑起点——功能主义。其研究方法缺陷表现在：主客二分、还原论、静态分析、孤立实证。此类缺陷造成了一系列恶性事件，经济危机就是西方管理弊端外现的重要问题之一。
    基于此，多年研究管理模式的阎雨教授立足国学根脉，汲取中国文化与西方管理的长处，把伦理与管理、文化与科学、感性与理性、整体与分析结合起来，提炼出具有实践价值的中国管理C模式。
    C模式由两大系统组成：一个是C理论，一个是A体系。C理论是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的核心文化，加上《易经》与《禅宗》所形成的理论框架。
    西方现代文化注重工具性和实用性，国际上习惯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实用管理文化称之为“A体系”。
    本书作者融合西学体系，导入西方管理工具，使抽象的传统文化模型化、数据化，通过C理论与A体系的结合，既解决了企业管理的理性与高度，又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量化与实用问题，这就是“C模式”（Chinaway）。
    著名管理学者、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谢庆奎认为：“阎雨先生把管理哲学的抽象理论具化为可以应用实践的管理模式，使中国管理学不再仅仅是学界内的‘阳春白雪’，而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燃剂，为企业领导力更新、管理更新提供了有效路径，回归了管理的本义。”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评价说：“社会的和谐缘于伦理的自觉，管理伦理基于文化传统。《中国管理C模式》升华了管理科学。”
    观察家们指出，“中国管理C模式”突破了中国管理理论缺乏应用模式的瓶颈，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量化与实用问题。这使得中国管理学不再是理论的说教，而成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应用性学科。通过对C模式的学习和导入,可使企业家及管理学者全面洞悉西方管理优劣，规避盲目西化风险。
    （《中国管理C模式》，阎雨著，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