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年底，《昆明日报》就城中村改造就推出过一辑“壮丽城变”的专栏，还做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活动。就昆明城中村改造而言，这场“城变”是肯定的，而要达到“壮丽”的气象与高度，则需要更多的功夫。就此话题，也与昆明的几位学者和专业机构负责人专门讨论过，其间也指出城中村改造的伪命题性，真命题则在于昆明城市的再生。这一点，昆明理工大学的翟辉教授尤其强调。

    所谓伪命题，是世俗社会中常常遇到的疑惑，当人们仅以表象和利害得失作出命题判断时，命题逻辑便会发生主观偏转，从而得出违背常识规律的伪论。因为伪论而使真命题被掩盖，是经常发生的事。伪命题使我们的判断脱离常识，也将导致决策的不可持续，当事物最终呈现其本身规律时，我们才会发现决策的错误。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政策施行等等方面，以及社会生活习俗上比比皆是，大多情况下，我们发现我们都错了。

    比如城乡二元化的决策，当时以为集中资源搞工业，就能解决中国的一切，就可以超英赶美，所以，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就这样被搁置了半个多世纪，整个农村都被边缘化，更形成了社会整体的分化，现在看来，是巨大的败着。同样，中国高速推动起来的城市现代化，大多只是原来工业化的一个升级版，大量扩城，城市的规模上来了，但质量却提升缓慢，同时还造就出众多的城中村，这种现象，在中国才发生，放在其它国家算是奇闻了。而这种奇闻，却是基于我们对于社会科学的集体无知，所以，今天的城中村改造，应首先意识到我们的无知，以及对于历史应有的尊重和补偿。如果做到了这两点，那么，无知可以促使我们对科学的渴求，而尊重则可以让我们避免血色与暴力拆迁，更可以让整个社会真正纳入到和谐的新轨。

    破解城中村改造的伪命题，城市再生的真命题也就得以呈现，而城市科学也就可以堂堂正正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什么是城市科学？这其中，包括了城市的基本定义，城市的历史，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整体有机生态。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直至产业结构，无不收纳在这个有机生态体中。在城市的基本定义中，城市作为每一城市居民所共有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文明发展最大的福利体是首要特征，所以，无论是城中村改造还是一切基础设施投资，都必须尊重这一公共福利属性。显然，这是中国的城市施政者以及开发企业们，还有城市公共管理体系都面临的全新课题。倘若失去这一基准，城市的利益均衡便会打破。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体验的，皆是这种不断被打破均衡的城市化进程，它使政府、企业以及城市公民都常常深陷烦忧。所以，呼唤城市科学的春天，并非是一句戏言，而是迫切的现实需求。

    中国的城市规划，每五年都会修编一次，倘若这项城市的公共管理工作归属城市规划部门，则这种修编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起到城市历史与文化接续与持续发展的效用。然而中国城市的管理体制显然并不匹配这一需求，或者，这种城市管理配方恰恰相反，而是让城市规划管理服从每届五年当任主政官的意志。过短的主政任期，过高的政绩要求，过大的集中权力，使城市科学体制中最基础的规划体系完全服从于政绩和权力要求，因此，城市改造与再生的命题，城市科学规划与持续发展的原则，往往流产，并演变为短期施政者的个人举措。昆明城中村改造，以及相关种种政策条例，其基本特色如此，仇和书记还担任城市规委主任，更体现出这种主政者集权特色。我曾提出应对参与昆明城中村改造的开发商进行资格审查，而对于涉及城市长远规划管理部门与负责人，同样更需要资格审查。我想，仇和是一位敢于创新的好书记，但并不等于就是一位合格的规划专家，现在书记当规委主任了，那些专家们还干什么呢？

    城市越来越大，格局越来越多元，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丰富与复杂，这就直接对城市规划以及相关建设与施政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规划管理的水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城市的定位与发展路径，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和文化起到引领性作用，这是城市公共利益与城市美好明天的使命所在。然而很明显，今天的中国城市规划还只是停留于狭隘的行政职能层面，远未深入到对城市历史、文化和未来的认识框架中。所以，在此状况下，昆明城中村改造的现实，也就只会是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呈现，也导致一个又一个政策条例的反复，这种看似努力的解决，所围绕的却是一个巨大的伪命题，为此而耗散的资源、时间以及期待则是巨大无比。怎么办？我想，我们现在，应当开始有所反思也有所意识了，那就是，为我们的城市寻找伟大的编剧，创作出伟大的剧本。失去这样的剧本，城市化抑或城中村改造，最大的可能只会是一台行政走秀，至多，也是一场由政府与开发商所出演的二人转，对于承载过宏大历史与数百万上千万公民城市而说，这样的悬殊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