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风险
桑百川
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时刻，人们高度关注金融监管问题，希望找到协调金融深化与金融监管的方法，既要继续发挥金融创新支持经济发展的功能，又要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金融危机的爆发。当人们努力改善金融监管，甚至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也在加强金融监管中取得进展之际，未来的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探究这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的实质。
许多人把这场金融危机归结于美国对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和投机缺乏有效监管。殊不知，这只是金融危机的表象，并非本质。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仍然没有逃离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在资本对利润贪婪的追求中，一方面推动着社会经济技术进步和发展，使社会供给能力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在技术进步、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中，又造成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工人工资被压在低水平上，这造成所谓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加深，产生经济危机，并加剧社会矛盾，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生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经济社会矛盾，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刺激社会有效需求，凯恩斯主义走上前台。
但是，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走向福利国，工人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投资的收益率也明显呈下降趋势。资本为了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开启了生产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把资本投向利润率更高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等的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制造业转移到日本，也逐步成就了日本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同时也不得不大量从日本进口工业制成品，使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急剧上升。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和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的实现，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步削弱，7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纷纷向亚洲四小龙转移。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不仅日本，而且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投资，中国大陆成为新的国际直接投资吸引中心，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也把中国大陆作为最佳投资选择地，资本和生产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中国从日本等东亚地区进口零部件加工组装，出口到美欧市场。这一方面使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另一方面，又使过去日本等东亚地区对美国的顺差，转化成为中国对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逆差、对美欧的顺差。
资本在追求高利润过程中，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美欧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研发中心和品牌营销中心，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生产制造中心，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同时，也形成了今天的全球贸易格局和国际收支格局：中国对美欧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美国的国际收支中贸易赤字居高不下，成为世界上贸易逆差最多的国家。
总之，当今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恰恰是生产领域的失衡，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生产过剩条件下向全球特别是中国转移过剩生产能力造成的，表面上的贸易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实质是生产失衡的表现，美国等发达国家才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始作俑者。
在高贸易逆差条件下，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吸引贸易逆差中流出的美元回流，美国必须创造出有吸引力的金融产品，美国对金融创新也就具有无法割舍的强烈爱恋；与此同时，流出的美元也需要找到高回报的投资品种。这成就了美国的大量创投公司和华尔街的繁荣。在美国对金融创新缺乏有效监管的条件下，金融资产泡沫膨胀，最终破裂。
在后危机时代，加强金融监管，重振制造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美国的政策取向。其效果会怎样？直接关乎世界经济的走向。
如果能够有效加强金融监管，短期内可以避免再次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意味着必然使美国金融监管提供的金融产品回报率下降，吸引力减退，从而导致长期的境外美元回流减少，不仅无法弥补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而且流出境外的美元泛滥，加剧美元贬值，甚至动摇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而保持美元霸主地位是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因此，金融监管不可能真正解决美国金融监管在金融创新中的恶劣行为，仍然会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如果美国通过重振制造业解决其自身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经济失衡问题，则必然要面对其高福利、高成本的难题。重振制造业的辉煌，几乎是饮鸩止渴，其象征意义和为了美国中期选举需要做些姿态尚可，指望其改变生产领域已经发生的变革，改变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从而达到贸易平衡的效果，几乎是望梅止渴。
如果在重振美国制造业，推行出口刺激方案中，根本改变美国的福利制度，大幅削减福利开支，降低劳工成本，挑战美国现行分配制度，则必然招致美国工会力量的抵制，造成工人反感情绪，甚至引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这是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无法面对的困局。
综上所述，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其在复苏的征途上布满荆棘，未来的世界经济运行风险仍然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