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将奇才报故国

     决不求荣去东洋

我给天文讲爷爷的故事7

              蔡笑晚/文

     1920年南京政府委派法国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孙达芳筹建法医研究所，地址是上海真如，名称《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孙达芳未能最后完成，1932年南京政府派李几接任，1932年8月1日正式成立，李几任职二年半后因患十二指肠病停职，仍由孙达芳继任。

     1932年7月招收第一期研究生，共十七名，父亲是其中之一，父亲考大学时借用蔡庆宪的文凭，其中有一个庆字与祖父的名字“蔡位庆”相同，故到法医研究所时仍改为小时候的名字为蔡炳南。抗战结束后补发的文凭上的名字是蔡勋。

     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当时聘用很多外籍教授，其中也有日本教授。在法医研究所就读研究期间，父亲结识了一位日本籍教授，他是一个专业水平很高的法医理论专家,曾编著过很多法医书籍,当时法医研究所里的一些教学用书和研究资料也是他编著的。他很赏识父亲的才华和为人。曾多次鼓励父亲去日本留学深造。这位教授在回日本之前曾跟父亲商量，要父亲和他一起去日本。据父亲说他是一个很正直的学者，而且说话也很诚恳在理。他说按当时中国的科研条件，要想作出大的研究成果是不大可能的，只能是一些法医鉴定操作技术。父亲当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要等毕业之后再作考虑。

     后来这位教授曾多次来信请父亲去日本继续研究法医理论，并专程亲自从日本来上海与父亲商量，再三承诺如果愿意去的话，他会为父亲安排一个高薪的职位并代办一切具体手续，支付一切有关费用。

对于这位日本教授的邀请，父亲虽然是盛情难却，经三思之后还是拒绝了。其原因有两条：其一是当时日本虽然尚未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但侵华的野心早在1933年就已经暴露。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民族感情问题上是相当敏感的，对于一个入侵国是不可能有好感的，更不可能弃国求荣为入侵者效劳；其二是一旦去了日本之后，虽然有较好的科研条件，但是所从事的将不再是法医临床方面研究而是理论研究了，所以学成之后不大可能再回国，于是就不可能把他自己的才华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后来，父亲与我谈及此事，他总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幸好当时没有去了日本，否则后来日本人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这深重的灾难，他肯定会后悔一辈子，而且如果当时去日本的话，就有可能被日本人利用来作于侵华的工具。我一生钦佩父亲的崇高品质，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使我感动至深。

     一九三五年父亲在临时抽调去诸暨法院工作期间，我母亲生了我二姐，据说二姐出生时长得特别漂亮，而诸暨是四大美女之首西施的故乡，因此父亲的朋友斯行健为二姐取名娟娥，即美娟娥（美女）的意思，我父母当时正值事业顶峰上，工作繁忙得不得了，只得把二姐送回莘塍故乡，交托我大舅母抚养，而抚养的时间也特别长，二姐长大后并不漂亮，也不聪明，后来我父亲意识到孩子必须自己抚育，万万不能轻易托付别人。否则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发育和发展，每当提及此事，父亲都有深深的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