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种潮流。这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件大事。中华全国总会工推出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种做法应该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关，虽然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自称是“‘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言必称自己和经济学大师科斯、弗里德曼的交情，并自称是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经济学者”学者张五常说《工资集体协商是在玩火游戏》。但他并不代表什么，那只是这个社会的一种现象，或者一种声音。

日前，中国除陆续调高基本工资，并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由劳资共同参与工资决定机制。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截至2009年底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51.2万份，90.2万个企业、6177.6万名职工获保障。

据新华社报道，全国有13个省（区、市）以党委或政府名义，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任务；23个省（区、市）人大制定“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综合媒体报道，笔者认为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以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为突破口，解决工资集体协商中缺乏协商主体的难题，确定工时工价等重点问题，这以集体意志为目的的做法，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意，这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近年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但贫富不均及城乡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指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政策立场。或许从那时起，中国已经预见性地加大了与社会财富分配调整的步伐。昨日，笔者在分析人民日报经济版“社会财富怎么分”的专栏文章的时候，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人们不难发现，最近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及广东本田公司“停工”事件，无异成为这次国家加大社会分配与企业职工工资分配方案浮出的“导火索”，促使中国政府加快步伐，为提高劳动力合理所得的各项改革措施相继出炉。对此，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正研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行性，并拟纳入“十二五”规划中；预估若每年人均工资提高15%，到2015年内中国职工收入即可增加1倍。

纵观过去10年，中国人均工资上涨2.5倍，每年平均上涨超过1%，但是，各地工资水准不一，同工不同酬现象普遍存在。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近四分之一职工已有5年未调整工资。另外，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毛额（GDP）比重亦节节下降，2005年仅占36.7%，较1983年下降近3%，几乎是世界最低水准。劳动阶层所得偏低及各地差异过大，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据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前10%的最高收入者与后10%的最低收入者人均收入相差高达20倍；城市与乡村居民收入差3.3倍；行业间收入差距最高达15倍。这等所得分配不均问题已形成中国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迄今为止，中国主要从两方面来改善企业职工的收入。今年初以来，国家陆续调整沿海各省市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东等地最低工资标准，其他省市最低工资也将在下半年陆续调整。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并推动建立工资协商制度，要求各级工会全力推动外资、港澳台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据报道，发改委也在评估从“化税为薪”及“提薪让税”两个方向，藉此促使企业为职工加薪，提高低收入者的所得水准。

改革开初期，中国经济落后，科技与人才相对较弱的前提下，国内外市场根本没有成型，要想发展经济，国家只能依赖以廉价劳力为基础的加工出口贸易，为国家储备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现在，资金、技术、人才及市场日渐成型，国家也有贫穷走向富裕，这时职工意识日益提升，职工工资偏低问题凸显出来。此时，再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显然不合适。更何况，国家发展了，人民的各种需要日益提高，工资却不提高的矛盾摆到台面上，维护劳权立场，采取强制性作为替职工争取更合理待遇，其指导性的意义，也是摆脱过于依赖廉价劳力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阵痛过程。

说到此，笔者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向一位美国记者报怨说，“中国官员以前跟我们会面，表现得很团结、很热情。如今他们对我们提出一连串要求。”还有一此驻北京的外交官们称，中国官员现在对待他们跟几年前不一样了。如今跟中方高级官员见个面都难。

据这位美国记者的分析，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成功孕育自信，美国人对此不会陌生。况且中国确实非常成功。众所公认，该国率先摆脱全球经济危机。其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正打造新一代的基础设施，银行状况稳定……

但他说，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仍对国家处理经济的技术能力充满信心。华尔街担心中国过热，而大多数中国人似乎确信政府能够调整保持稳定增长—正如过去所做的那样。担心北京的房地产泡沫？银行已接获命令，停止抵押贷款……

但一连串更深层次的变化也在出现。近几周中国发生了规模不小的职工抗议。一名学者称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模式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说：“我们的经济不能继续压榨职工利益，因为工人不愿接受。”这与数年前美国政府的态度大相径庭。当时官员们警告说，若中国工人要求提薪，工厂将会搬到越南和柬埔寨。

在北京的一位中国商人对他说，“金融危机和美国模式的信誉破产，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坏事……我们不知道信什么。以前我们认为这是类似美国梦的某种东西——自由、开放、增长。但接著你们遭遇危机。我们可以说，这证明我们是强大的......”

这故事，原本与今天的话题无关，只是笔者感觉到这个美国人的文章中暗示了些东西。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虽然，我们为国家这一政策叫好，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政府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往往“过犹不及”，强制性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水准及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给企业可能带来的冲击也不能过于低估。

工资上升过快，不仅会改变收入的分配，同时也可能大幅压缩企业获利能力，导致企业关厂及外移风潮，减少就业机会，倒过头来反而会伤工人的工作权。尤其，当前国际金融及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甚多，经济复苏之路前途多艰，此时采取强力作为干预劳动市场工资的决定，是否合适也有待探讨。不过，一项新政的出台与推行，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起，这要看全国总工会与相关国家职能部门下一步的棋怎么下了！（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