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台执政后，延续中央一贯的政策，关怀弱势族群，并创建理念、制订政策、加大具体执行的力度，甚至亲自干预执行。二○○三年“七一”，在中共成立八十二周年庆典时，胡锦涛提出八字方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温对此是身体力行，他们上任至今已分别数十次巡视全国各地，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之一是“平民总理”温家宝协助农民工追讨工资的故事。此事完全体现了胡锦涛“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不但应该写入历史，还应该有文艺作品加以歌颂，凸显胡温新政的“民本思想”。
这种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废除了执行半个世纪的收容遣送制度。收容遣送制度最早源于50年代，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存在自有其原因，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正式颁布《收容遣送办法》，确立了收容遣送制度，而这一制度终止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2003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本年6月18日，国务院第12次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废止了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
显然，这是中国人权的巨大进步，也是胡温亲民思想的具体体现。然而，我们在欢呼这一巨大进步的同时，却不能不指出：跟收容遣送制度相比，还有一个更加摧残人性更加违背现代法治原则的制度——劳动教养制度——至今尚在运作。
我们看到，劳教制度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确立该制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惩治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服从工作分配”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及那些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等，让其“自食其力”，接受“政治思想改造”。
劳教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劳教和作为社会管治手段的劳教。1955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劳动教养”政策被第一次明确提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为保障政权稳固，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肃清敌视新政权的反革命坏分子的运动。而作为社会管治手段的劳动教养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提出——经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国务院于当年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
此后，国务院和公安部又相继制定发布了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的法规文件，其中对劳教制度恢复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两个：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和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转发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后者由于规定较为详尽，多年来被作为判定是否劳教的主要依据。
然而，这一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无须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一个人就可以被“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送进劳教所，就可以被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也就是说，这种制度具有“超司法性”——通过司法之外的手段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根据劳教的相关规定，只要民政、公安部门、当事人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对一个人进行劳教——“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
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存在着致命的制度设计缺陷。首先，其法律定位模糊不清，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制度安排。从性质上讲，它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措施”，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具有最大的自由运行空间，游离于两种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处罚手段之外。其次，劳教措施的运用缺乏程序正义的保障，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不可避免。这也是其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本来，作为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劳教本来应当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像刑事司法程序一样，从立案侦查到证据收集，从律师介入到辩护审理，都必须恪守正当的法律程序。但它几乎不需要恪守任何程序，甚至都没有办案时间上的规范，只是要求“承办单位必须查清事实，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做出劳动教养的决定，向本人和家属宣布决定劳动教养的根据和期限”。被劳动教养的人，只能“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名”。
正因为劳教的这些无法克服的弊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和法律界人士呼吁废除劳教制度。该制度不仅因为时代的变迁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且因为它与《宪法》、《立法法》等法律的抵触而阻碍了法治的确立，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废除劳教制度，褫夺官员的杀手锏，刻不容缓。2005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立法计划，但立法进程缓慢。
再从宪法角度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这不是明显的违宪吗？
劳教制度创立50多年来，一直被当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