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或地区的差异性在于地理空间的唯一性，政府的唯一性。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可以流动的。地理空间的唯一性决定了相邻关系的重要性，而政府的唯一性则决定了制度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制度包括了正式的、非正式的，显性的、隐性的，显规则、潜规则。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包括各类对人们行为其支配和调节作用的规则，习俗，惯例。解释国家或者区域发展差别，地理、制度是两大根本因素。由于地理空间具有稳定性，所以制度解释显得更加重要。

　　与正式制度相比，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根深蒂固，变性缓慢，对发展所起作用更大。而且，正式制度要想发挥效率，必须与非正式制度相兼容。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比地理位置更重要，而习俗比法律更重要。也许，毛泽东当年就是沿着这条思路推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试图通过强制力量迫使中国传统文化、千年习俗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大生产的需要。

　　制度和技术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由于制度和技术的前导性、覆盖性、关联性，使两者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技术“无国界”，但却“有专利”，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买卖流转。制度虽“有国界”，但却“无专利”，可以通过学习借鉴，与本土制度嫁接、杂交。无论“世界是平的”，还是“世界是弯的”，有一条是真的，人类越来越像是居住在一个“地球村”。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地理距离近了，交往便捷了，也骤然加密了，交互影响增强了，技术与制度似乎越来越超越国界，像似人类的共有产品了，今天是你的，明天就可为我所用。

　　技术变革与制度变革的成本结构不同。技术变革的风险分散，制度变革的风险集中。因此，中国鼓励各地方政府大胆试，大胆闯，以此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其实，只要抛弃意识形态之争，借用别人先进成熟制度的成本比技术引进的成本低。但并非所有制度变革都是低成本。一些关键的“改天换地”的制度变革，其成本非常高昂，甚至是“世界大战”，是“血流成河”，用无数生命换取。中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就曾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变革方向严重错误，最终宣告惨败。经过多年磨难之后，中国的执政党才成熟起来，聪明起来。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制度变革的成功范例。这时，中国执政党基本掌握了“制度技术”，全面复兴站在了可靠的制度基础上。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科学知识、科学技术需要积累发展的过程。同样，制度知识、制度技术也需要一个积累过程。科学知识、科学技术主要是阐明物质运动规律，提供创造物质财富的技巧、方法。制度知识、制度技术则是阐明精神运动规律，提供认识物质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机制。“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出来的”。由此可见，制度技术比科学技术站位更高，从而显得更重要。改革开放之后，“与国际惯例接轨”成为中国向世界先进学习的基本制度价值取向。伟大的政治家都是推动制度变革的大师。

　　人类进步的基本机制是人们喜欢好的科学技术，好的制度技术。就是说，好的科学技术和好的制度技术都具有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这也就是发达国家所谓“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也就是“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从此，“中国模式”也具有了影响力、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成为中国重要的“软实力”。

　　我相信，人们一点都不会怀疑，制度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像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活路。越来越多的专家聚拢在一起，为制度创新出“点子”。其实，科学院是科技创新的大本营，而社科院则是制度创新的大本营。只不过正式的制度变革，所经历的程序更加复杂繁琐。与引进、吸收科学技术一样，制度技术发挥作用，也需要具备相应条件。不顾实际，盲目引进，会导致科技失败，同样也会导致制度失败。科技“消化不良”进而彻底失败的例子很多，制度“消化不良”，最终失败的例子也不少。所谓改革流产、改革失败，大概都与此密切相关。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推动国家或者地区发展，最重要的有三个要素：（1）制度技术。制度激励发展。构造有利于发展的规则系统，正式的、非正式的。与发展最密切的，需要与时俱进，无论是谁家首创，学习借鉴，为我所用，通过“制度创新”，改进发展人文环境效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制度体系和治理机制是国家或区域“软实力”。（2）科学技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增加国家或地区的科学知识总量，支持科技研发，扩大科技流量，引进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通过“科技创新”，加快科技繁殖科技，科技激荡奔流，生生不息，优化要素组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3）空间技术。地理空间也就是区位，虽不可移动，但却可改变空间关系，着力构建现代交通系统，发展信息网络科技，密切区位联系，降低空间交易场本，提高空间经济效率。实现地理、科技、制度的大融合，促进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