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象，种子是稳定粮食生产、发展现代农业的“制高点”；更不难想象，“制高点”就有一堆人去争抢；接着不难想象，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种业必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良种有力推动粮食增产
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由2003年的36%提高到目前的40%
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的提升为实现粮食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搜集保存了39.2万份资源，为育种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九五”以来，国家利用种子工程建设了26种作物100个育种改良中心和分中心，创制了1万多份具有应用价值的育种材料，启动了转基因重大专项、行业科技专项和36种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大大提高了主要农作物的育种研发能力。
近十年来，国家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近1500个，授权新品种保护2595件，新品种更新更换了2—3次，良种覆盖率由“八五”期末的80%提高到95%以上，超级杂交稻、紧凑型玉米、优质小麦、转基因抗虫棉、双低油菜等一大批优良品种的选育推广，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提高和品质提升。
良种结硕果。在粮食主产区和西北、西南、华南制种优势区建设相对稳定的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358个，推动商品种子繁育生产能力由100亿斤提升到160亿斤，商品种子供应率由90年代中期的30%提高到现在的60%，其中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商品供种率达到100%。小麦由农民自留种发展到60%的商品供种，小麦生产水平显著提升。
种子企业“多小弱”
目前我国持证种子企业有8700多家，前十强种子企业仅占国内种子市场份额的13%
近年来，种子企业产权多元化，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由2001年的10多家增加到目前的90多家。种业前50强企业的种子经营额由2001年30多亿元提高到目前140亿元，市场占有率由15%提高到25%以上。其中，隆平高科的销售额已接近10亿元，德农种业的玉米种子销售量已占全国玉米市场份额的9%。种子市场价值从2001年20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500多亿元，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业市场。
然而，我国种业进入市场尚属“初级阶段”，企业发展“多小弱”。
多：目前我国持证种子企业共8700多家，而美国仅1100多家，印度600多家。
小：我国前十强种子企业仅占国内种子市场份额的13%，美国前20家种子企业垄断了其70%的市场，登海、隆平、敦煌、德农、丰乐等5家上市公司2008年销售额仅相当于美国孟山都公司的1/15。
弱：品种是企业的核心力，而我国种业的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严重脱节。目前我国99%的种子企业没有品种研发能力。最具研发能力之一的登海种业每年科研投入仅2000万元左右，而美国先锋公司年研发投入达数亿美元。
造成种子企业“多小弱”的原因，一是种子企业进入市场不足10年，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尚未完成。二是现有育种资源和人才多集中在公共科研单位，对企业的育种创新支持不够。三是绝大多数种子企业没有自主品种，侵权行为严重，挤占了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的发展空间。
“单位育种”五大问题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品种选育水平相比，我国的品种选育水平要落后20—30年
受资源遗传基础狭窄、育种技术路线单一、方法落后，以及育种目标与生产实际结合不紧密等因素影响，多数作物育种创新能力不强，品种抗逆性弱、商品品质不高、同质化严重。
我国88%的农作物杂交品种由科研教学单位选育，而“单位育种”存在五大问题：
一是基础性研究薄弱。目前80%左右的农业科研经费投入到商业化育种等应用研究，而种质资源改良、育种方法、技术创新以及常规作物育种等基础性、公益性研究薄弱。
二是商业化育种集成度低。目前品种研发的项目资源、材料资源和人才资源过于分散，品种研发多以课题组式的育种方式，在育种效率和效果上难以与国外大企业工厂化、团队式的育种方式相比。
三是评价体系不科学。现行科研评价机制的导向是，科学研究主要以品种审定、发表论文为目的。导致科研工作者热衷于“短、平、快”，导致品种“多、乱、杂”，突破性品种少。
四是产学研脱节。少部分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开始商业化品种选育，但企业在获得育种优势资源和国家投资、稳定人才队伍等方面处于劣势。加之公共财政投入科研单位搞商业化育种，和企业育种进行不公平竞争，影响了企业科研投入的积极性，制约了企业自主创新。
五是科研办企业有缺陷。科研单位利用公共财政投资选育出品种后，自己办企业经营，或是将品种转让给一家甚至多家企业，影响企业持续发展。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调查，目前全国400多家科研院所注册了3000多家种子公司，多数科研单位办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其行政经费不足，不是为了壮大产业，很难成为推动种业发展的主力军。
外资正向源头进军
通过交换品种资源以及挖掘人才等多种形式，大量搜集、改良我国优异资源
从90年代开始，外资逐步进入我国种业，对丰富我国农作物品种、引进先进理念和技术、推动我国农业整体水平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经过一段“潜伏”之后，目前外资进入呈快速发展势头，我国种业面临严峻挑战。
目前，外商投资设立的农作物种子企业共有35个，其中经营玉米种子的5个、蔬菜花卉种子26个。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投资重点由园艺作物向粮食作物拓展；二是投资环节由生产经营向科研育种延伸；三是投资形式由合资向并购发展；四是投资布局由城市向主产区推进。
美国先锋公司现已在我国玉米主产区建立了3家种子企业。其选育的“先玉335”玉米品种以脱水快、丰产性好和谷物收购价格好的优势，仅用3年时间就迅速成为我国第三大玉米品种，2009年种植面积达1900万亩。此外，孟山都、先锋、先正达、利玛格兰和拜耳等外资企业与我国科研单位合作，通过交换品种资源以及挖掘人才等多种形式，大量搜集、改良我国优异资源，试图从源头上控制我国种业。
一段时间来，种业“狼”来了的呼声愈演愈烈。随着近年来跨国种业的强势进入，国内种业生存压力凸现。
农业是我国战略性基础产业，种业则是基础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种业市场经历了从垄断经营到放开搞活市场竞争的转变。其间，国内种业和市场不断发展，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涉及农业科研体制、企业和新品种市场准入制度等多个方面。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切实把农业科技的重点放在良种培育上。振兴国内种子产业，对种子产业发展的相关制度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如何看待目前我国种业发展现状，外资进入对我国种业究竟会带来哪些变化？种业发展怎样越走越好？《新农村周刊》从本期起推出“种业发展大家谈”栏目，充分反映各方人士的意见，希望为种业发展建言献策。
来稿请发至[email protected]，或传真至010—65368454，并请标明“种业发展大家谈栏目稿件”。
种子品种过多过滥
记者：有农民向我们反映，在他们县里，单是玉米品种就有几百个，包装都差不太多，描述的种子品性也差不多，很多农户在选择品种时感到无从下手，种子市场给人的感觉很乱。目前，我国种业市场的发展现状到底怎样？
张世煌：农民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植物育种研究和种子产业发展为支撑我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近十几年来，国内种业面临的体制和机制性问题越来越多。
目前，低素质重复的种子生产企业多，高水平自主研发型企业少。这就导致了市场上低水平雷同的品种多，表现突出的品种少，农户选择难，政府监管难，大中型企业创新发展难。
在种子市场层面，市场管理混乱，侵犯知识产权的非法经营现象盛行。目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批制度导致企业过度竞争行政资源，低水平种子企业重复出现；种子管理执行机构涉及部门较多，每个部门的管理职能和分工不明确；而且多数种子管理部门难以准确地查究违法侵权行为，导致对侵权行为缺乏有效控制。
企业准入门槛亟待提高
记者：造成国内种子产业发展滞缓和市场混乱的原因在哪里呢？
张世煌：原因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种子生产企业准入门槛过低，目前注册资金超过100万元或500万元便可分别从事非杂交作物种子和杂交作物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多种子生产企业并没有自己研发的品种，他们只要买到新品种经营权就可以大量制种销售，实质上只是经销商而已。第二，现行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在促进企业创新、新品种技术转化和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的弊端日益明显。品种审定制度和标准过于单一，过于强调增产指标，容易制约育种材料和技术的储备与积累，也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等行为。第三，现行种子管理体制不顺，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缺失，监测能力过低。
记者：那改变这种现状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张世煌：有效提高种子企业的准入条件是当务之急。种子企业过多，不同企业科研和生产经营水平参差不齐，严重抑制了产业做大做强。要实现国内种子产业的振兴，从市场主体而言，首先要做的是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种子科研生产和经营企业的准入门槛，当然，前提是必须保证企业在市场上是自由竞争的。
治“乱”还需用合力
记者：改变现状并非我们的终极目标，如何实现种业的发展振兴才是我们所关注的。您觉得该如何实现种业振兴呢？
张世煌：实现种业振兴还需运用合力，从促进产业发展、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入手。
首先，对种子生产企业实施动态分类管理，逐步完善市场结构。我国种子市场规模逐年扩大，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但行业总体呈现过度竞争态势，行业集中度过低，企业国际竞争力差。必须在保证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调整市场主体结构，促进种子企业做大做强。建议以企业的赔偿能力和生产高质量种子潜力为划分标准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具体可依据企业注册资本金、加工设备条件和能力、种子生产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行业从业经验等指标进行划分。
其次，改革农业科研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公益性研究以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为创新主体、竞争性产品研发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现代农作物品种创新体系。建议明确国家公益性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分工与职能定位，改革国家公益性科研机构育种研发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支持企业育种研发能力建设，建立育种人才流动机制及产权交易和技术转让平台等。
第三，改革和完善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制度。建议试点改革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制度，鼓励有创新能力的大企业推出安全的、创新型的新品种。
第四，改革种子管理体制，完善市场监督体系，加强政府部门对种子市场的监管能力建设和执法力度。建议国家对品种管理和新品种保护等工作从目前多部门管理逐步整合，统一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种子质量监督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植物品种信息数据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