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城市化是中国楼市在这个历史阶段发展的最大背景，也是很多人炒作房价的最大题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城市化进程中的楼市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的战略定位呢？
    首先，应当肯定，城市化给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长期广阔的空间。超过当下整个发达世界总人口的13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为中国经济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基础，也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要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只是其加速发展的起动期。因为所谓城市化，就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我国目前按46％左右城市化率计算的6亿城市人口，减去卷入工业化但未市民化的约1.5亿进城农民工，只有4.5亿的城镇户籍人口，真实城市化率仅为34％左右。要进一步实现城市化的转变并消化这个历史欠债，使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就是要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其中心环节就是要保持工薪阶层能承担的收入房价比。同时，一面耗巨资追求城市的豪华气派，一面长期用集体宿舍或工棚的办法安置进城农民工，把他们封堵在市民化之外，已经造成了日益增高的自杀率和犯罪率，必将让整个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城市化道路是注定走不下去的。因此，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从而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顺利安居的条件和城镇工薪阶层能够负担的低房价，是中国城市化和中国楼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住宅业、商业、服务业以及城市相关基础设施、配套设施拉动几十个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因而是城市化阶段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但严格地说，真正拉动经济和就业的并不是房地产投资开发产业，而是建筑业。现在房地产投资开发行业鸠占鹊巢，暴利不断，而真正的支柱建筑业成为替人做嫁衣裳的小工，利润微薄，投入不足，层层分包克扣，建筑质量总体低下，很难顾及节能节约和环保需要。大量建筑物只有平均30年左右的寿命。这导致城市建设大拆大建和资源能源极大浪费。这种粗放消耗型的城市化道路也是我们这样一个后起的人口大国走不下去的。因此，在楼市发展中重新确立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剥夺房地产开发商的专利特权，是走资源节约型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需要。这样做也就同时击破解脱了房地产投资开发业对国民经济的绑架挟持，使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有了自由独立的空间。
   第三，房价飙升，升的从来不是房屋的价格，而是土地的价格，而房屋本身的价值则是从建成后就逐年减损的。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的垄断性，其财产权和受益权，从来都不是至高无上的。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大土地占有制和地主阶级被取代的原因。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和城郊的土地由于其位置的自然垄断性，土地价值肯定会急剧上升。国家以税收形式分享和再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以保障全部城市化人口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居住权、享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权利，具有充分的社会正义性和合法性。因此，在尊重土地财产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基础上，使用强有力的财政税收杠杆，再分配土地在所有、占用、保有和转让各个环节的垄断收益，保障在城镇工作的全体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并推动地方政府实现从土地财政向税收财政的转变，是城市化和楼市健康发展的方向。
   第四，我国城市化起步阶段的住宅供求失衡，与其说是因为住房太少，毋宁说是因占有太不均。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不是要政府去过多干预市场经济中初次分配和工资决定，那样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政府要做的是消除在劳工和公民权利上的身份歧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从低端来说，是要给务工多年的底层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权利，使他们能住得上和住得起城市套房住宅，并享受相应的市民权利，而不是永远无望地挤在兵营式的集体宿舍，这样富士康式的悲剧才能避免。当融入城市、分散居住、要养家糊口的市民成为劳工主体时，市场规律本身就会自动减少加班并迫使工资水平普遍上升。从高端来说，就是要让过度占有城市土地和住宅资源的人承担相应的经济和社会责任。可以认为，在我国当前存在大量的灰色和非法收入的情况下，拥有多少套和什么样的住宅已经是识别人们财产和收入最显性和相对最准确的指标。因此，楼市的制度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起点和中心。
   第五，保障房建设严重滞后，是自房改以来我国住宅制度安排的最大缺陷。因此，住宅建设实行双轨制，实行商品房与保障房并举的方针非常必要。但这里的关健有两条，一是保障房必须名符其实，用于解决低收入阶层的需要，而不是变成鱼龙混杂的福利房、特权房，制造更大的社会不公正。二是普通商品房仍然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增大的中产阶级住宅选择的主渠道，因此，保障房建设和普通商品房价格的稳定二者不可偏废。
    基于以上的战略定位，楼市改革的指导原则可以归纳为在保证资源节约和有效供给的条件下，保障居民住房的基本需求，调节改善需求，抑制投资需求，打击投机需求，恢复住宅的基本消费功能。显然，这必然会触动太多的既得利益。因此，要避免楼市这新一轮的调控再次由于既得利益格局的制肘而流产，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变革。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改变楼市参与各方的行为和利益导向，形成楼市和城市化良性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