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层精英主导的中国文化没能厘清有教无类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类的猜想里强化了独裁专横，无论政统还是道统都让道于正统，夷夏变异、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意识，体制生存或正统中心主义因此成为超乎生命存在之上的绝对命令。二元多元之间的对立依存很少得到伦理共识和制度化的保证，反之，其此消彼长之势是中国文化认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过于文化心智中丧失了平等意识，对他者不是承认其自性，而是征用、管制、毁灭，并给自己美化、雄起化、神圣化。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得出痛苦的结论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后来的钱钟书和费孝通在漫长的治学生涯里获得了文化自觉，钱钟书承认：“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费孝通则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是这种文化自觉只有少数人领略，历史进程中的事实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不自觉。

　　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个祛魅的矛盾因而艰难的过程。它需要英雄、圣贤、先知们的自由人格，它需要美育引领走向世俗，一元专制的力量又会借世俗来打压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来扼杀人性之美；专制生活的“三帮分子”（帮忙帮闲帮凶）则会不断地跟风，不断地论证维护现实的合理性，不断地论证今天的进步和明天的美好。德性和道学、学问突显思想淡出、学人治人与专家治国、技术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的朝野布局、人文精神与世俗理性、主义与问题、宏大叙事与微观关怀，等等，都曾为三帮分子们追随，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

　　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在社会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